Chapter one: I Am Born (第一章:我出生了)

我究竟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英雄,还是这个位置将由别人占据,这些篇章自会揭晓。为了以我生命的开端来开始我的人生,我便记下: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午夜十二点（据我所知并深信如此）。据说,钟声开始敲响的同时,我也开始啼哭,两者恰好同步。

考虑到我出生的日子和时辰,护士和邻村几位见多识广的妇人--早在我们有缘结识的几个月前,她们便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断言:其一,我命中注定一生不幸；其二,我有幸能看见鬼魂和精灵。她们相信,这两项天赋必定属于所有在星期五午夜前后出生的不幸婴儿,无论男女。

关于第一点,我无需在此多言,因为没有什么比我的经历更能证明那个预言是否成真。至于第二点,我只想说:除非我在襁褓中就已经耗尽了那份遗产,否则我至今尚未继承。不过,我毫无怨言,如果别人现在正享用着这份财产,我衷心欢迎他保留下去。

我出生时带着一个胎膜,它被登在报纸上出售,标价仅为十五基尼。我不知道是那时航海的人手头拮据,还是缺乏信心,更喜欢软木救生衣；我只知道,只有一个出价者,那是一位从事票据经纪的律师,他出价两英镑现金,余额用雪莉酒支付,但拒绝按更高价格担保他不被淹死。于是广告以惨亏收场--因为说到雪莉酒,我那可怜亲爱的母亲的雪莉酒当时也在市场上--十年后,那个胎膜在我们家乡的抽奖中被拿出来,面向五十位会员,每人半克朗,赢家需付五先令。我亲自在场,记得自己看到自己的一部分被那样处置,感到非常不舒服和困惑。我记得,那个胎膜被一位提着手提篮的老太太赢走了,她极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约定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硬币,还差两便士半--我们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算术功夫,想向她证明,却毫无效果。这是一个在当地长久被人们记住的显著事实:她从未被淹死,而是安详地死在床上,享年九十二岁。据我所知,她生前最引以为傲的夸耀是,除了桥上,她一生从未涉水；直到最后,她喝茶时(她极爱喝茶)还表达了她对水手和其他人不敬行为的愤慨,那些人竟敢“蜿蜒”周游世界。向她说明这种可恶做法也带来了一些便利--也许包括茶--是徒劳的。她总是更加坚定,并且本能地知道自己反对得有多么强烈,回答道:“让我们不要蜿蜒。”

为了不让自己此刻“蜿蜒”,我将回到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布兰德斯通,位于萨福克,或者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附近”。我是一个遗腹子。我父亲闭上眼睛、告别这个世界的光明六个月之后,我的眼睛才睁开,看见了它。直到现在,想到他从未见过我,我仍感到有些奇怪；更奇怪的是,我童年最初与他教堂墓地里白色墓碑的朦胧记忆,以及我对那块孤零零躺在黑夜中的墓碑所感到的难以言喻的怜悯--那时我们小小的客厅里炉火和烛光温暖明亮,而家门却几乎残酷地(有时我觉得)闩上锁着,将它拒之门外。

我父亲的一位姑妈,也就是我的姑姥姥,关于她我以后还要多写一些,她是我们家族的重要人物。特洛伍德小姐,或者我可怜的母亲总是称她为贝特西小姐--每当她好不容易克服对这个可怕人物的恐惧提到她时（这种情况很少）--她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那人非常英俊,除了那句朴实的箴言“行事英俊才是真英俊”的含义--因为人们强烈怀疑他打过贝特西小姐,甚至有一次,在供应问题上发生争执时,他匆忙但坚决地打算把她从二楼窗户扔出去。这些性情不合的证据促使贝特西小姐把他打发掉,并双方同意分居。他带着资本去了印度,据我们家族的一个古怪传说,有人曾看到他骑在一头大象上,旁边还有一只狒狒；但我认为那一定是个“巴布”--或者“贝古姆”。无论如何,从印度传来了他在十年内去世的消息。这对我的姑姥姥产生了什么影响,无人知晓；因为分居后,她立刻恢复了娘家姓,在远处海滨的一个小村庄买了一间小屋,以单身女子的身份定居下来,只带一名仆人,此后据说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

我相信我父亲曾一度受到她的宠爱；但她对他的婚姻深感恼火,因为我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从未见过我母亲,但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特西小姐后来再未见面。他结婚时的年龄是我母亲的两倍,体质孱弱。一年后他去世了,如我所说,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星期五--请允许我用“多事且重要的星期五”来形容--下午的情况。因此我无法声称当时知道事情是如何进展的,也无法根据我的感官证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母亲坐在炉火旁,身体不适,情绪低落,透过泪水看着火焰,为自己和那个没有父亲的陌生小生命忧心忡忡--那个孩子已经在楼上抽屉里由几罗预言之针迎接,而这个世界对他的到来并不激动；我母亲--我说--在三月那个明亮多风的下午,坐在炉火旁,非常胆怯和悲伤,对自己能否平安度过眼前的考验深感怀疑,这时她擦干眼泪,抬起眼睛望向对面的窗户,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士正沿着花园走来。

我母亲在第二眼就看出了那是贝特西小姐。落日的余晖洒在花园篱笆上,那位陌生女士走过来,身材僵硬,面容镇定,那神态非她莫属。

她走到屋前,又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我父亲常暗示她很少表现得像普通的基督徒；现在,她没有按门铃,而是走过来,从那扇同样的窗户向里张望,把鼻子尖压在玻璃上,压得很紧,以至于我那可怜亲爱的母亲常说,那鼻子瞬间变得扁平发白。

她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以至于我一直相信,我出生在星期五全拜贝特西小姐所赐。

我母亲激动地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贝特西小姐慢慢环顾房间,像一座荷兰钟上的撒拉逊人头像一样,目光从另一边开始扫视,最终落在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惯于被服从的人那样,对我母亲皱起眉头并做了个手势,让她来开门。我母亲去了。

“我想您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贝特西小姐说；那重音也许是指我母亲的丧服和她目前的状况。

“是的,”我母亲虚弱地说。

“我是特洛伍德小姐,”来访者说。“想必您听说过她？”

我母亲回答说她有过那种荣幸。但她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表现出那是一种极大的荣幸。

“现在您见到她了,”贝特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屋。她们走进我母亲刚才出来的客厅,走廊另一侧好房间里的火没有生--实际上,自从我父亲下葬后就没生过；两人坐下后,贝特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徒劳地克制自己,终于哭了起来。“哦,啧,啧,啧！”贝特西小姐急促地说。“别这样！好了,好了！”

但我母亲忍不住,她一直哭到哭够为止。

“把帽子脱了,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我母亲太怕她了,即使有意违抗这个古怪的要求,也不敢不照办。于是她听话地做了,但因为紧张,双手发抖,美丽的浓发全散落在脸上。

“哎呀,我的天！”贝特西小姐叫道,“你简直是个小娃娃！”

我母亲无疑显得特别年轻,甚至比实际年龄还小；她低头垂首,仿佛这是她的错,可怜的人儿,她抽泣着说,她的确怕自己只是个孩子气的寡妇,如果活下来,也只能是个孩子气的母亲。在随后的短暂停顿中,她恍惚觉得贝特西小姐碰了碰她的头发,而且手并不粗鲁；但她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发现那位女士正坐着,裙摆撩起,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双脚搁在炉栏上,对着炉火皱眉。

“看在老天份上,”贝特西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鸦巢？”

“您是说这房子吗,夫人？”我母亲问。

“为什么叫鸦巢？”贝特西小姐说。“如果你们俩对生活有任何实际概念,叫‘烹饪’会更合适。”

“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的,”我母亲回答。“他买这房子时,喜欢想象周围有白嘴鸦。”

晚风此刻在花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间吹得簌簌作响,我母亲和贝特西小姐都不由自主地朝那边看了一眼。榆树像巨人般相互低垂,仿佛在窃窃私语；几秒钟的平静后,它们猛力摇曳,狂野地挥舞着手臂,仿佛刚才的密谈对它们的安宁来说实在太邪恶。几个饱经风霜的破旧白嘴鸦巢,压在高高的枝头,像风暴海上的残骸般摇摆。

“鸟在哪儿？”贝特西小姐问。

“什--”我母亲刚才在想别的事。

“白嘴鸦--它们去哪儿了？”贝特西小姐问。

“我们住进来之后就没见过,”我母亲说。“我们以为--科波菲尔先生以为--这里曾是个大鸦巢；但那些窝都很旧了,鸟儿们很久以前就弃巢而去了。”

“真是大卫·科波菲尔的作风！”贝特西小姐喊道。“从头到脚都是大卫·科波菲尔！附近连一只白嘴鸦都没有,却把房子叫做鸦巢,只因为看到鸟巢,就相信有鸟！”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已经去世了,如果您敢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我可怜亲爱的母亲,我想,或许一时冲动想对姑姥姥动手；即使我母亲那晚在格斗方面训练有素得多,姑姥姥也能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制服她。但这冲动随着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过去了；她又非常温顺地坐下,晕了过去。等她醒来--或者说等贝特西小姐把她弄醒--她发现后者正站在窗前。暮色渐沉为黑暗；两人虽然只能模糊地看见对方,但若没有火光,连这也做不到。

“嗯？”贝特西小姐说着,回到椅子上坐下,仿佛只是随意看了一眼风景,“你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肯定会死的！”

“不会的,不会的,”贝特西小姐说。“喝点茶。”

“哦,天呐,天呐,您觉得那对我有用吗？”我母亲无助地喊道。

“当然有用,”贝特西小姐说。“不过是胡思乱想。你叫你的女佣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夫人,”我母亲天真地说。

“老天保佑这孩子！”贝特西小姐喊道,无意中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格言,但指的是我母亲而不是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的女佣。”

“佩格蒂,”我母亲说。

“佩格蒂！”贝特西小姐重复道,带着几分愤慨。“你的意思是,孩子,有活生生的人走进基督教堂,给自己取名叫佩格蒂？”“那是她的姓,”我母亲虚弱地说。“科波菲尔先生这样叫她,因为她的教名与我相同。”

“喂！佩格蒂！”贝特西小姐喊道,打开客厅门。“茶。你的女主人有点不舒服。别磨蹭。”

仿佛她自这房子建成以来就是公认的权威,她发出命令,然后向外张望,看到惊讶的佩格蒂听到陌生声音,正端着蜡烛沿着走廊走来。贝特西小姐又关上门,像之前一样坐下:双脚搁在炉栏上,裙摆撩起,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

“你刚才说可能是女孩,”贝特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会是女孩。我有预感,一定是女孩。听着,孩子,从这个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

“也许是男孩,”我母亲壮着胆子插了一句。

“我告诉你我有预感一定是女孩,”贝特西小姐回答。“别反驳。从这个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孩子,我打算做她的朋友。我打算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给她取名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的一生绝不能有差错。她的情感绝不能被人戏弄,可怜的孩子。她必须被好好抚养,并受到严密的保护,免得她对不值得的人倾注愚蠢的信任。这必须由我来操心。”

说完每一句话,贝特西小姐都会抽动一下脑袋,仿佛她自己往日的委屈正在内心作祟,而她竭力克制住,不直白地提及它们。至少我母亲是这样猜测的,因为她借着微弱的火光观察她；她被贝特西小姐吓坏了,自己又心神不宁,整个人完全被压服和迷惑,无法看清任何事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贝特西小姐沉默了一会儿,等脑袋的抽动逐渐停止后问道。“你们在一起过得愉快吗？”

“我们很幸福,”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太好了。”

“什么,他把你宠坏了,我猜？”贝特西小姐回答。

“因为要再次独自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只能依靠自己,是的,恐怕他确实把我宠坏了,”我母亲抽泣着说。

“好了！别哭了！”贝特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真有两个人能般配的话--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对吗？”

“是的。”

“还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户人家做保育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去那里做客。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很好,非常关注我,给了我很多关照,最后向我求婚。我接受了他。于是我们结婚了,”我母亲简单地答道。

“哈！可怜的孩子！”贝特西小姐沉思着说,眉头依然紧锁,对着炉火。“你懂什么吗？”

“对不起,夫人,”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

“比如管家的事,”贝特西小姐说。

“恐怕懂得不多,”我母亲回答。“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但科波菲尔先生一直在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特西小姐插嘴道。）“--我希望自己会进步,因为我非常渴望学习,而他非常耐心地教我,如果不是他去世的巨大不幸--”我母亲说到这里又崩溃了,说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贝特西小姐说。“--我每天都记家庭账本,每天晚上和科波菲尔先生核对,”我母亲又一次悲痛欲绝,再次崩溃,哭道。

“好了,好了！”贝特西小姐说。“别再哭了。”--“而且我确信我们从未因此有过一句争执,只有一次科波菲尔先生说我写的‘3’和‘5’太像了,或者在‘7’和‘9’上加了卷尾巴,”我母亲再次爆发,又崩溃了。

“你会把自己弄病的,”贝特西小姐说,“你知道那对你和我的教女都不好。好了！你不准哭了！”

这番话对我母亲起了一点安抚作用,尽管她越来越不适的身体发挥了更大作用。一阵沉默,只有贝特西小姐偶尔“哈！”一声,她坐着,双脚搁在炉栏上。

“我知道大卫用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份年金,”她过了一会儿说。“他为你做了什么？”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艰难地回答,“十分体贴和好心,把那笔年金的一部分保留给我。”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

“一年一百零五英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姑姥姥说。

这句话正合时宜。我母亲的情况更糟了。佩格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一眼看出她病得多厉害--如果光线足够,贝特西小姐也许更早就能看出--便赶紧把她扶上楼到自己房间,并立刻派她的侄子汉姆·佩格蒂--他这几天一直秘密藏在屋里,我母亲不知情--作为紧急情况下的特别信使去请护士和医生。

那些联合力量几乎同时到达,惊讶地发现一位相貌威严的陌生女士坐在火前,帽子系在左臂上,两耳塞着珠宝棉。佩格蒂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对她只字不提,她在客厅里完全是个谜；而她口袋里装满珠宝棉、那样塞着耳朵的事实,更增添了其存在的庄严感。

医生上楼又下来,大概确信自己和这位陌生女士可能得面对面坐上几个小时,便竭力表现得礼貌和善。他是男性中最温顺的那种,最温和的小个子男人。他溜进溜出房间,尽量少占空间。他走路像哈姆雷特中的鬼魂一样轻,而且更慢。他歪着头,一半是谦卑地贬低自己,一半是谦卑地讨好他人。说他连对狗都懒得扔一句话,那不算什么。他甚至不能向疯狗扔一句话。他或许会轻轻递上一句,或者半句,或者一句的碎片；因为他说话和走路一样慢；但他不会对它粗鲁,也不会对它急促,无论付出任何世俗代价。

奇利普先生歪着头温和地看着我的姑姥姥,微微鞠躬,轻轻触碰自己的左耳,意指珠宝棉,说道:

“局部不适吗,夫人？”

“什么！”我的姑姥姥回答,像拔瓶塞一样从一只耳朵里拉出棉花。

奇利普先生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他后来告诉我母亲--他没有失去镇定真是万幸。但他甜美地重复道:

“局部不适吗,夫人？”

“胡说！”我的姑姥姥回答,然后一下子又把耳朵塞上了。

此后奇利普先生无事可做,只能坐着,无力地看着她,而她坐着看着炉火,直到他被再次叫上楼。大约一刻钟后,他回来了。

“怎么样？”我的姑姥姥说,从离他最近的那只耳朵里取出棉花。

“嗯,夫人,”奇利普先生回答,“我们--我们在慢慢进展,夫人。”

“啊--啊--啊！”我的姑姥姥说,那轻蔑的感叹词说得颤抖不已。然后又像之前一样塞上耳朵。

真的--真的--正如奇利普先生告诉我母亲的那样,他几乎震惊了；单从专业角度来说,他几乎震惊了。但他仍然坐了近两个小时看着她,而她坐着看炉火,直到他又被叫出去。又离开一段时间后,他再次返回。

“怎么样？”我的姑姥姥说,再次从那一侧取出棉花。

“嗯,夫人,”奇利普先生回答,“我们--我们在慢慢进展,夫人。”

“呀--啊--啊！”我的姑姥姥说,冲他恶狠狠地咆哮了一声,奇利普先生实在受不了了。他后来说,那简直要击垮他的精神。他宁愿去黑暗通风的楼梯上坐着,直到再次被叫。

汉姆·佩格蒂上过国立学校,教义问答时像条龙,因此可被视为可信的证人。他第二天报告说,一个小时后他偶然向客厅门里窥视,立刻被贝特西小姐发现,她当时正激动地来回踱步,他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抓住了。那时楼上偶尔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他推断棉花挡不住那些声音,因为每当声音最大时,那位女士显然抓住他作为受害者,来发泄她过剩的激动。她揪着他的领子来回拖着他（好像他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酊）,那时她摇晃他,弄乱他的头发,弄皱他的衬衣,堵住他的耳朵,仿佛混淆了他的耳朵和自己的,还对他又揪又打。这部分得到了他姑妈的证实,她在十二点半看到他（刚被释放）,并断言那时他红得像刚出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