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 The Grandfather and the Grandson – Chapter two: One of the Red Spectres of That Epoch (第二章:那个时代的红色幽灵之一)

当时凑巧路过韦尔农小镇,碰巧穿过那座宏伟的石桥（但愿它很快就会被某座丑陋的铁索桥取代）的人,要是他凭栏俯视,或许会看见一个年约五十的男子,头戴一顶皮帽,穿着粗灰呢的裤子和背心,背心上缝着一块褪成黄色的红绶带,脚蹬木屐,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庞近乎全黑,头发却近乎全白,额头上一道大疤痕一直延伸到脸颊,弯腰驼背,未老先衰。此人几乎每天都拿着锄头和镰刀,在那些靠桥而建、沿塞纳河左岸伸展如同梯田般的花园墙垣里劳作。那里满是花朵,令人心旷神怡。要是这些园子再大些,可以说‘这是花园’；要是再小些,可以说‘这是花束’。所有这些园子都是一端临河,一端连着一座房屋。约在1817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穿背心和木鞋的男子,就住在这片最小的园子和最简陋的房屋里。他在那里过着孤独、寂静、贫穷的日子,只有一个既不年轻也不衰老、既不丑也不美、既非农妇也非市民的女人伺候他。他称那块地为他的花园,镇上的人都因他种植的花卉之美而闻名。种花就是他的职业。凭着勤劳、毅力、细心和无数桶水,他竟能在造物主之后有所创新,发明了几种郁金香和大丽花,仿佛自然都忘了它们。他心灵手巧,甚至赶在苏朗日·博丹之前,就用石楠土堆成小丘,用来栽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珍稀灌木。夏天,他天不亮就出来,在花圃里种植、修剪、锄草、浇水,带着慈祥、哀伤又温柔的神态在花丛中漫步,有时会静静站上几个小时,若有所思,听着树林里小鸟的歌声,或者屋子里孩子的咿呀声,或者凝视着草叶尖上一滴被太阳照得像红宝石似的露珠。他的饮食非常简朴,喝的牛奶比酒多。一个孩子就让他屈服,他的女仆还经常数落他。他非常胆小,几乎可以说腼腆,很少出门,除了那些敲他窗户的穷人和他的本堂神父--善良的马伯夫神父,他谁也不见。

不过,要是镇上的人或外乡人,或任何偶然来访者,因好奇他的郁金香而按响他那小屋的门铃,他总是微笑着开门。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卢瓦尔河上的匪徒”。

那些同时读过军旅回忆录、传记、《箴言报》和大军团战报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一个出现相当频繁的名字:乔治·彭梅西。乔治·彭梅西年轻时就加入圣东日团当了兵。革命爆发。圣东日团隶属于莱茵河军团--因为君主制的旧团即使在王朝倾覆后仍保留着省名,直到1794年才改编成旅。彭梅西参加过施派尔、沃尔姆斯、诺伊施塔特、蒂尔凯姆、阿尔蔡、美因茨等战役,在美因茨他是组成乌沙尔后卫的那两百人之一。那是第十二支坚守阵地对抗黑森亲王所部的队伍,躲在安德纳赫的旧城墙后面,直到敌人的炮火从胸墙的护绳到菱堡坡脚的缺口全部打开,才与大部队会合。他在克莱贝尔麾下参加了马尔谢讷和蒙帕利塞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一发霰弹打断了他的胳膊。随后他转调意大利边境,成为三十名保卫唐德山口的掷弹兵之一,与茹贝尔同在。茹贝尔被任命为副官长,彭梅西成为少尉。在洛迪的那一天,彭梅西在贝蒂埃身边,置身于葡萄弹的弹雨中,正是这场战斗让波拿巴说:“贝蒂埃当过炮手、骑兵和掷弹兵。”他目睹他的老上司茹贝尔在诺维倒下,当时茹贝尔正高举马刀高喊:“前进！”在战役需要下,他随连队登上从热那亚驶往海岸某偏僻港口的一艘小艇,却掉进了七八艘英国船只组成的马蜂窝。热那亚船长想把大炮扔进海里,把士兵藏到甲板下,然后像商船一样摸黑溜走。彭梅西却升起旗帜,大摇大摆地从英国护卫舰的炮口下驶过。再航行二十里格,他胆量更大,竟用小艇攻击并俘获了一艘满载前往西西里的部队和军马的大英国运输船,那船因人和马过多,吃水很深。1805年,他在马尔赫师麾下,该师从费迪南大公手中夺取了金茨堡。在韦尔廷根,他在弹雨中接住了第九龙骑兵团团长莫佩蒂上校,上校身受重伤,死在他怀里。他在奥斯特利茨的辉煌战斗中表现突出,那次纵队阶梯式推进是在敌人炮火下完成的。

当帝俄近卫骑兵击溃第四线列兵团的一个营时,彭梅西是为第9龙骑兵团复仇并击败近卫军的勇士之一。皇帝授予他十字勋章。彭梅西目睹了曼托瓦的维尔姆泽、亚历山德里亚的梅拉斯、乌尔姆的马克相继被俘。他隶属于莫蒂埃指挥的大军团第八军,该军攻占了汉堡。随后他转入第五十五线列团,即原来的佛兰德团。在埃劳战役中,他身处那片墓地,在那两小时里,英雄的路易·雨果上尉--本书作者的叔父--独自率领他那八十三人的连队抵挡了敌军的所有攻击。彭梅西是那片墓地中活着出来的三人之一。他参加了弗里德兰战役。接着他看到了莫斯科。然后是别列津纳河,吕岑,包岑,德累斯顿,瓦豪,莱比锡,以及格伦豪森的隘路；然后是蒙米拉伊,蒂耶里堡,克朗,马恩河畔,埃纳河畔,以及拉昂的险要阵地。在阿奈勒迪克,他当时已是上尉,用刀砍倒了十个哥萨克人,救下的不是他的将军,而是他的中士。这次他挨了重重一刀,仅左臂就取出了二十七块弹片。巴黎投降前八天,他刚和一个战友交换了岗位,进了骑兵部队。他拥有旧制度所谓的“双手万能”,即作为士兵使用马刀或火枪,或作为军官指挥骑兵中队或步兵营,都同样娴熟。正是这种通过军事教育而完善的才能,孕育了某些特殊兵种,比如龙骑兵,他们既是骑兵又是步兵。他陪同拿破仑去了厄尔巴岛。在滑铁卢战役中,他是杜布瓦旅的一名胸甲骑兵中队长。正是他夺取了吕讷堡营的军旗。他将旗帜扔到皇帝脚下。他浑身是血。在扯下旗帜时,他脸上挨了一刀。皇帝大喜,对他喊道:“你是上校了,你是男爵了,你是荣誉军团勋章的军官了！”彭梅西回答:“陛下,我替我的寡妇谢谢您。”一小时后,他倒在奥安的洼地里。那么,这位乔治·彭梅西是谁？他就是那个“卢瓦尔河上的匪徒”。

我们已经略知他的历史。滑铁卢之后,彭梅西--读者应该还记得他从奥安凹陷路里被拖了出来--设法找到了部队,从一个救护站拖到另一个救护站,一直拖到卢瓦尔河畔的营地。

复辟时期让他领半薪,然后把他遣送到居住地,也就是监视居住,地点在韦尔农。国王路易十八认为百日王朝期间发生的一切都等于零,不承认他荣誉军团勋章军官的身份,也不承认他的上校军衔和男爵称号。而他呢,则从不放过任何签名为“上校男爵彭梅西”的机会。他只有一件旧蓝外套,出门时总要别上那枚荣誉军团勋章的玫瑰饰结。皇家检察官警告他,当局将以“非法”佩戴此勋章起诉他。这通知通过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转达给他时,彭梅西苦笑着回敬说:“我不知道是我不再懂法语了,还是你们不再说法语了；但事实是,我不明白。”然后他接连八天戴着那玫瑰饰结出门。他们不敢碰他。有两三次,陆军部长和该省的驻军司令写信给他,信封上写着:“致彭梅西司令官先生。”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了信。与此同时,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哈德逊·洛爵士寄给“波拿巴将军”的信件。请允许我们这样说,彭梅西最终嘴里有了和他皇帝一样的唾沫。同样,在罗马,有些迦太基俘虏拒绝向弗拉米尼乌斯致敬,他们身上也有几分汉尼拔的精神。

一天,他在韦尔农的一条街上遇到那位检察官,走上前去说:“检察官先生,我可以戴我的伤疤吗？”他唯一的收入就是他那点微薄的中尉半薪。他在韦尔农租了能找到的最小的房子,独自居住--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他的生活了。帝国时期,在两场战争之间,他抽空娶了吉诺曼小姐。那位老资产阶级绅士,内心非常愤慨,但终究叹息着同意了,说:“最显赫的家族也不得不屈就。”1815年,彭梅西太太--一位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的女性,情操高尚,品质珍贵,完全配得上她的丈夫--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上校在寂寞中的快乐；但外公强烈要求得到孙子,宣称如果不把孩子给他,他就要剥夺孩子的继承权。父亲为了孩子的利益让步了,并把爱转移到了花朵上。

此外,他放弃了一切,既不惹事,也不参与密谋。他把思想分配在自己目前所做的无辜小事与过去所做的大事之间。他消磨时光的方式就是等待一朵石竹花开,或是回忆奥斯特利茨。吉诺曼先生和女婿没有任何来往。上校在他看来就是个“匪徒”。吉诺曼先生从不提上校,除非偶尔嘲讽地提到“他的男爵头衔”。他们明确约定,彭梅西绝不能试图见他的儿子或与他说话,否则孩子就会被交给他但被剥夺继承权。对吉诺曼家来说,彭梅西是个染上瘟疫的人。他们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也许上校接受这些条件是错误的,但他服从了,认为自己做对了,牺牲的只是自己。

吉诺曼父亲的遗产不算多；但吉诺曼大小姐的遗产相当可观。这位姨母一直未婚,从母系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她姐姐的儿子是她的天然继承人。那个男孩名叫马吕斯,他知道自己有个父亲,但仅此而已。没有人向他提起这事。然而,在他外祖父带他出入的社交圈子里,窃窃私语、暗示和眼色最终点醒了这个小男孩的心；他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而且由于他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他所呼吸到的空气里的那些观点和意见--可以说是一种渗透和慢慢浸染--他逐渐以一种羞愧和心痛的心情想到自己的父亲。

当他这样成长的时候,上校每两三个月偷偷溜一次,像违禁逃亡的罪犯一样潜到巴黎,在吉诺曼小姐带马吕斯去望弥撒的时候,站在圣叙尔比斯教堂里。他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一动不动,不敢呼吸,生怕姨妈转过身来,就这样望着自己的孩子。那位身经百战的老兵竟害怕那个老姑娘。由此引出了他和韦尔农本堂神父马伯夫神父的交往。

那位可敬的神父是圣叙尔比斯教堂一位执事的兄弟。那位执事经常看到这个人望着自己的孩子,脸上的伤疤,眼中滚落的大颗泪珠。这个有着如此阳刚之气的男人,却哭得像个女人,给执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张脸一直萦绕在他心中。有一天,他去韦尔农探望弟弟,在桥上遇到了彭梅西上校,认出了他是圣叙尔比斯的那个人。执事把这件事告诉了神父,两人便找个借口去拜访了上校。这次拜访又引来了其他拜访。上校起初非常谨慎,最后终于敞开了心扉；神父和执事最终了解了全部历史,知道了彭梅西是怎样为了孩子的未来牺牲自己的幸福的。这让神父对他充满敬重和温情,而上校这边也喜欢上了神父。而且,当两个人都真诚善良时,再也没有比一位老神父和一位老兵更容易互相理解、互相融合的了。说到底,他们都是同一类人。一个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地上的祖国,另一个献给天上的祖国；仅此而已。

每年两次,元旦和圣乔治日,马吕斯按照姨母的口授给父亲写几封应酬信,一看就知道是从某种格式里抄来的；吉诺曼先生只容忍到这个地步；而父亲的回信则写得非常温情,外公拿到后看都不看就塞进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