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wo (第二章)

我姐姐,乔·葛吉瑞太太,比我大二十多岁,她因为“亲手”把我带大,在邻居和自己面前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那时我不得不自己去琢磨这话的含义,而我知道她的手又硬又重,还经常把它落在她丈夫和我身上,于是我便猜想,乔·葛吉瑞和我都是被她“亲手”带大的。

我姐姐并不算好看；我有个笼统的印象,觉得她一定是硬逼着乔·葛吉瑞娶了她的。乔肤色白皙,光滑的脸上两边各有一绺淡黄色的卷发,还有一双淡得简直和眼白混在一起的蓝眼睛。他是个温和、善良、脾气好、随和、有点傻气但也可爱的小伙子--身强力壮,但弱点也同样突出。

我姐姐乔夫人,黑头发黑眼睛,皮肤却红得那么厉害,有时我不禁纳闷,她是不是拿肉豆蔻擦子当肥皂来洗澡。她个子高大,骨瘦如柴,几乎总是系一条粗布围裙,背后用两个环扣住,前面有块方方正正、坚不可摧的围裙兜,上面扎满了别针和缝衣针。她把整天系着这条围裙看作是自己莫大的功劳,也是对乔的强烈指责。不过我真的看不出她有什么必要整天系着它；或者,如果她非要系着它,又有什么理由一辈子都不把它解下来。

乔的铁匠铺紧挨着我们的房子,那是一栋木屋,我们那一带很多住家都是这样--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当我从教堂墓地跑回家时,铁匠铺已经关门了,乔独自坐在厨房里。乔和我是同病相怜,彼此也这么信任着,所以我刚一拉开门闩,探头朝他对面望去--他正坐在壁炉角里--他就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乔夫人已经出去找了你好几回了,皮普。现在她又出去了,凑足了十三个。” “是吗？” “是的,皮普,”乔说,“更糟的是,她还带了挠痒棒。”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把背心上唯一的一颗纽扣转来转去,沮丧地望着炉火。挠痒棒是一根蜡头的藤条,因为经常和我发痒的身体碰撞,已经磨得光滑了。“她坐下去,”乔说,“又站起来,一把抓住挠痒棒,然后就大发脾气冲了出去。她就是这么干的,”乔说着,用拨火棍慢慢清理下炉条间的炭灰,看着火说,“她大发脾气冲了出去,皮普。” “她走了很久了吗,乔？” 我总是把他当成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和我平起平坐。“嗯,”乔抬头瞥了一眼荷兰钟,“她这次发脾气,大概有五分钟了,皮普。她就要回来了！躲到门后面去,老伙计,把那条擦手巾放在你身前挡着。”我照做了。我姐姐乔夫人猛地推开门,发现门后有东西挡住,立刻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便用挠痒棒进一步探查。最后,她把我朝乔扔过去--我常常被当作夫妻间的“飞弹”--乔倒很乐意不管怎样能抓住我,就把我塞进烟囱里,然后用他的大腿轻轻把我拦在里面。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小猴子？”乔夫人跺着脚说。“马上告诉我你干了些什么,害得我着急、害怕、烦恼,人都瘦了,不然的话,就算你有五十个皮普、他有五百个葛吉瑞,我也要把你从那个角落里揪出来。” “我只是去了教堂墓地,”我坐在小板凳上,哭着揉着自己说。“教堂墓地！”我姐姐重复道。“要不是我,你早就去了教堂墓地,而且就待在那儿了。是谁把你亲手带大的？” “是你。”我说。“那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姐姐叫道。我呜咽着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姐姐说。“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这我知道。我可以老实说,自从你生下来,我就没脱下过这条围裙。当个铁匠的妻子（而且他还是个葛吉瑞）已经够糟了,还要当你的母亲。”我闷闷不乐地望着炉火,思绪从那个问题上飘开了。因为那个戴着脚镣逃到沼泽上的人,那个神秘的年轻人,那把锉刀,那些食物,以及我被迫发誓要在这庇护所里偷东西的可怕承诺,都像复仇的炭火一样浮现在我眼前。“哈！”乔夫人说着,把挠痒棒放回原处。“教堂墓地,哼！你们两个倒是有脸提教堂墓地。”顺便说一句,我们俩中有一个根本就没提。“你们总有一天会把我逼进教堂墓地,哼,没有我,你们可真是-对-宝-贝！”她动手摆放茶具时,乔从他的大腿上方俯视着我,仿佛在心里盘算着我和他两个人,在刚才提到的悲惨境地下,到底会是一对什么样的宝贝。之后,他坐在那里,摸了摸右边脸上的淡黄色卷发和连鬓胡子,用蓝眼睛跟着乔夫人转来转去--每逢气氛紧张的时候,他总是这副样子。

我姐姐切面包和黄油的方法总是那么犀利,一成不变。首先,她用左手把面包紧紧地摁在围裙兜上--有时会扎到别针,有时扎到缝衣针,后来常常被我们吃进嘴里。然后她拿刀挑一点黄油（不太多）,用一种药剂师的派头抹在面包上,好像在做膏药似的--两手并用,灵巧地拍打着,把四周的黄油修整抹平。接着,她在“膏药”边上把刀最后利落地擦一下,然后从面包上锯下厚厚的一圈；最后,在把它和面包分开之前,再劈成两半,乔得一半,我得另一半。

此刻,虽然我很饿,却不敢吃我那一片。我觉得必须留着一些给我那个可怕的熟人,还有他那个更可怕的同伙--那个年轻人。我知道乔夫人的家务管理极为严格,我的偷窃探查可能在食物储藏柜里一无所获。所以我决定把那一块面包黄油塞进裤腿里。

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下极大的决心。简直就像要下定决心从高房顶上跳下去,或者一头扎进深水里。而且,由于乔的无意识举动,这件事变得更难了。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俩是同病相怜的秘密会友,再加上他性情随和地和我做伴,我们晚上有个习惯,就是把各自的面包片举起来,不时默默地互相欣赏一下,比较我们是怎么咬的--这促使我们更加努力。今晚,乔好几次用他飞快减少的面包片向我示意,邀请我进行平时那种友好的竞赛；但他每次都发现,我一手端着黄铜茶缸,另一只膝盖上放着根本没动的面包黄油。最后,我绝望地想,我盘算的事情非做不可,而且最好用最不惹人怀疑的方式,顺着当时的情形来做。我趁着乔刚看了我一眼的时机,把面包黄油塞进了裤腿。

乔显然因为以为我食欲不振而感到不安,若有所思地咬了一口自己的面包,但似乎并不觉得好吃。他在嘴里翻来覆去嚼了很久,沉思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像吃药丸一样把它咽了下去。他正要再咬一口,刚把头歪到一边好用力咬下去时,目光落在我身上,发现我的面包黄油已经不见了。

乔在咬下去的那一刻停了下来,惊讶地望着我,那神情里的诧异和惊恐太过明显,逃不过我姐姐的眼睛。“又怎么了？”她精明地说着,放下杯子。“我说,你知道的！”乔咕哝着,非常严肃地朝我摇头表示不赞成。“皮普,老伙计！你会伤着自己的。它会卡在什么地方的。你不可能已经嚼碎了吧,皮普。” “又怎么了？”我姐姐重复道,口气比刚才更尖锐。“要是你能把它咳出来一点,皮普,我建议你这么做,”乔惊慌地说,“礼貌归礼貌,可身体要紧。”这时我姐姐已经忍无可忍,她扑向乔,揪住他的两边连鬓胡子,把他的头朝身后的墙上撞了一会儿,而我则坐在角落里,一脸愧疚地看着。“现在,也许你该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了,”我姐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这头瞪着眼的胖猪。”乔无助地望着她,然后无助地咬了一口,又看看我。“你知道,皮普,”乔郑重其事地说,嘴里含着最后一口面包,压低声音像我们俩单独在一起似的,“你和我永远是朋友,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出卖你。但是这么--”他挪了挪椅子,看了看我们之间的地板,然后又看看我--“这么非同寻常的一口吞下去！” “他是狼吞虎咽了吗？”我姐姐叫道。“你知道,老伙计,”乔看着我,而不是看乔夫人,嘴里还含着那口面包,“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常这么吞--经常的--而且我小时候还见过不少狼吞虎咽的人；可我从没见过有人像你这么吞的,皮普,你没被噎死真是运气。”我姐姐朝我扑过来,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拎起来,只说了句可怕的话:“你过来,该吃药了。”

那时节,某个医学界的畜生又鼓吹焦油水是种良药,乔夫人总是在橱柜里备着一些；她坚信这药的疗效正好和它恶心的味道成正比。在平时,这种灵丹妙药就被当作上等补品灌给我不少,弄得我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闻起来像新栅栏。那天晚上,由于我的症状紧急,我被迫喝了足足一品脱这种混合物--为了让我更“舒服”,乔夫人把我的头夹在胳膊底下,就像靴子夹在脱靴器里一样。乔只喝了半品脱；但他也被迫咽了下去（让他很不安,他坐在炉火前慢慢地嚼着、沉思着）,“因为他也吓了一跳”。依我自己来看,就算他之前没吓着,之后肯定也吓着了。

良心这东西,当它指控一个男人或一个孩子时,是件可怕的事；但当一个孩子良心上的秘密负担,与裤管里另一个秘密负担勾结在一起时,那惩罚可就（据我作证）非同小可了。我明知自己要去偷乔夫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偷乔,因为我从不认为家务财产里有任何属于他的东西--再加上我坐着时,或者被指使在厨房里跑腿时,总得腾出一只手来按住那条面包黄油,这几乎把我逼疯了。每当沼泽上的风吹得炉火跳跃闪亮时,我就仿佛听见外面那个戴着脚镣、逼我发誓保密的人的声音,宣布他今晚不能也不愿饿到明天,必须现在就有吃的。有时我又想,那个好不容易才被拦住没对我动手的年轻人,会不会因为天生的急躁脾气发作,或者搞错了时间,认为今晚就该来取我的心脏和肝脏,而不是明天！如果世上有人吓得头发倒竖,那我那时一定就是那样。不过,也许从来没有人那样过？

那是圣诞前夜,我得用铜棒搅拌明天用的布丁,从荷兰钟的七点到八点。我试着在腿上扛着负担干活（这让我又想起那个腿上扛着负担的人）,发现运动很容易把面包黄油从脚踝处挤出来,根本没法控制。幸好我溜走了,把这一部分良心藏到了阁楼的卧室里。

“听！”当我搅拌完毕,在被赶上床之前最后一次在壁炉角里取暖时,我说,“那是大炮的声音吗,乔？” “啊！”乔说。“又逃了一个犯人。” “那是什么意思,乔？”我说。乔夫人总是亲自负责解释,她没好气地说:“越狱。越狱。”像灌输焦油水一样给出定义。趁着乔夫人低头缝纫的当口,我朝乔做出嘴型,问:“什么是犯人？”乔也做出嘴型,给了我一个极其复杂的回答,除了“皮普”这个单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弄明白。“昨晚就逃了一个犯人,”乔大声说,“在日落炮之后。他们开了炮警告他。现在看来,他们又在为另一个开炮警告了。” “谁在开炮？”我问。“讨厌的男孩,”我姐姐从针线活上皱着眉头插嘴,“真是个问题篓子。不问问题,就不会听到谎话。”我想,她暗示即使我问了问题,她也会对我说谎,这对她自己可不太礼貌。不过她只有在有客人时才讲礼貌。这时,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做出一个在我看来像“生气”的词形,这大大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指向乔夫人,做出嘴型说:“她？”但乔根本不理这茬,再次把嘴张得老大,然后甩出一个非常强调的词形。可我怎么也弄不清那是什么词。

“乔夫人,”我最后不得已地说,“我想知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那炮声是从哪里来的？” “老天保佑这孩子！”我姐姐叫道,好像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相反的意思。“从囚船上来的！” “哦--！”我望着乔说。“囚船！”乔责备地咳了一声,好像在说:“瞧,我告诉过你吧。” “请问,什么是囚船？”我说。“这孩子就是这样！”我姐姐叫道,用穿线的针指着我,朝我摇头。“回答他一个问题,他立刻就会问十几个。囚船就是囚犯船,就停在那片沼地对面。” 我们那儿通常管沼泽叫“沼地”。“我想知道谁被关进了囚船,为什么被关进去？”我笼统而绝望地小声说。乔夫人实在受不了,立刻站了起来。“我跟你说,小伙子,”她说,“我亲手把你养大可不是让你来折腾人的。如果我那样做,那是我的错,不是我的功劳。人们被关进囚船,是因为他们杀人、抢劫、伪造,干各种坏事；而他们总是从问问题开始。现在,你给我上床去！”

从来没人允许我点蜡烛上床。我摸黑上楼时,头上还嗡嗡作响--乔夫人的顶针刚像小手鼓一样敲了我的脑袋,给她最后的话伴奏--我惊恐地意识到,那些囚船离我这么近真是方便极了。我显然正在往那条路上走。我已经从问问题开始了,而且我正要去偷乔夫人的东西。

自从那个远去的时刻以来,我常常想,很少有人知道一个受惊吓的年轻人心里能藏住多少秘密。无论这恐惧多么不合情理,只要它是恐惧就行。我极度害怕那个想要我心脏和肝脏的年轻人；我极度害怕那个和我搭话的铁腿人；我极度害怕我自己--一个可怕的承诺从我这里被逼了出来；我唯一的希望是借助我那位无所不能的姐姐,但她每次都不理我；我不敢去想,在恐惧的秘密驱使下,我可能会被迫做出什么事来。

那天夜里,如果说我睡着了的话,那也只是梦见自己在春潮的急流中漂向囚船；一个幽灵般的海盗,当我经过绞刑架时,用传声筒朝我喊话,说我最好马上上岸吊死在那里,别再拖延。就算我想睡,我也不敢睡着,因为我知道天刚蒙蒙亮就必须去偷食品储藏室。夜里干不成,因为那时候没法用便捷的方式点灯；要弄到亮光,我必须用燧石和火镰打出火花来,那声响简直就像海盗本人哗啦啦地拖着锁链一样。

窗外那巨大的黑色天鹅绒帷幕刚一透出灰白,我就起床下了楼。路上每块地板、每块木板上的每条裂缝都在身后喊着:“抓贼！”和“起来,乔夫人！”食品储藏室里因为时令的缘故,储备比平时丰富得多,我被一只倒挂着的野兔吓了一跳,我半转过身时觉得它好像在对我眨眼。我没时间核实,没时间挑选,没时间做任何事,因为我时间紧迫。我偷了一些面包、一点干酪皮、大约半罐肉馅（和昨晚那片面包一起包在手帕里）、一些石瓶里的白兰地（我把白兰地倒进一个玻璃瓶里--这个瓶子是我以前在屋里偷偷用来调制那种使人陶醉的西班牙甘草水用的；又从厨房橱柜里的水壶里倒了些水稀释石瓶里的酒）、一根几乎没肉的骨头,还有一个漂亮圆实的猪肉馅饼。我差点忘了拿馅饼就走了,但我忍不住爬到架子上,想看看是什么宝贝放在角落里那个带盖的陶盘里,结果发现是馅饼,我把它拿走了,希望它不是近期就要吃的,短时间不会被发现。

厨房里有扇门通向铁匠铺；我打开门锁和门闩,从乔的工具中拿出一把锉刀。然后我照原样把门锁好,打开我昨晚跑回家时进门的门,关好,转身朝雾气蒙蒙的沼泽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