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 A Just Man – Chapter eleven: A Restriction (第十一章 一重限制)

倘若我们由此断定卞福汝大人是一位“哲学主教”或“爱国本堂神甫”,那可就有大受蒙蔽之险了。他与国民公会代表G.的会晤--几乎可说是结合--在他心中留下了一种惊异,这惊异使他变得更加温厚了。仅此而已。

尽管卞福汝主教远非一位政治家,但这里或许还是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他在那个时代的各种事件中的态度（假设卞福汝主教曾想过要有什么态度的话）。那么,让我们回溯几年。

在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后不久,皇帝就曾册封他为帝国的男爵,与许多其他主教并列。教皇被捕一事发生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的夜间,此事尽人皆知；为此,米里哀先生被召至召集于巴黎的法国和意大利主教会议。这次会议在巴黎圣母院举行,1811年6月15日首次召开,由费什红衣主教主持。米里哀先生是与会九十五位主教之一。但他只出席了一次全体会议和三四次非公开会议。身为山区教区的主教,过着贴近自然、质朴贫苦的生活,他似乎把一些改变了会议氛围的观念带到了那些显赫人物中间。他很快就返回了迪涅。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匆忙返回,他答道:“我让他们不自在。外面的空气通过我渗入他们中间。我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就像一扇敞开的门。”

另一次,他说:“您要我怎样？那些先生都是王公大人。我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的主教罢了。”事实上,他确实让他们不悦。据说,在其他一些怪事中,有一次他在某位显要同僚家中偶然说道:“多漂亮的钟！多漂亮的地毯！多漂亮的仆役制服！这些东西一定很麻烦。我可不愿有这些多余之物,它们不断在我耳边叫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有穷人！有穷人！’”

顺便提一句,对奢华的仇恨并非明智的仇恨。这种仇恨会牵涉到对艺术的仇恨。然而在神职人员身上,奢华是有害的,除非与圣像展示和礼仪有关。它似乎揭示了习惯中极少慈善的成分。富有的神父是一种矛盾。神父必须亲近穷人。那么,一个人能日日夜夜不断接触所有这些苦难、不幸和贫困,而自己身上却没有一点这种苦难--就像劳动后的尘埃--吗？能想象一个人靠近火盆而感受不到温暖吗？能想象一个在熔炉旁工作的工人,头发未被烤焦,指甲未被熏黑,脸上没有一滴汗水或一点灰烬吗？神父,尤其是主教,其仁慈的首要证明便是清贫。这无疑正是迪涅主教的想法。

然而,不能认为他在某些微妙问题上赞同我们所谓的“世纪思潮”。他对当时的种种神学争论参与甚少,对涉及教会与国家的问题保持沉默；但如果有人硬逼他表态,他似乎会是越山派而非高卢派。既然我们正在为他画像,既然我们不愿隐瞒任何事,那就必须补充一点:他对没落中的拿破仑极其冷淡。从1813年起,他就对一切敌对表现表示支持或喝彩。他在皇帝从厄尔巴岛回国途经时拒绝见他,并在他的教区里免去了为皇帝祈祷的公祷。

除他姐姐巴狄斯汀小姐外,他还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将军,一个是省长。他颇为经常地给两人写信。有一阵子他对前者很严厉,因为皇帝在戛纳登陆那会儿,那位将军正指挥着普罗旺斯的部队,却带领一千二百人追击皇帝,仿佛后者是个想要让人放跑的人物。他与另一位兄弟--前任省长,一个居住在巴黎小匣子街的善良可敬的退休老人--的通信则更加情深。

因此,卞福汝主教也有他党派意气的时刻,有他愤懑的时刻,有他的阴云。尘世激情的阴影掠过了这颗专注于永恒事物的伟大而温厚的心灵。当然,像他这样的人最好不持有任何政治见解。请别误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并不是把所谓的“政治见解”同对进步的伟大渴望、同爱国、民主、人道的崇高信仰混为一谈--这些信仰如今应当是一切高尚智慧的基础。在不深入探讨那些与本书主题只有间接关联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只想说一句:倘若卞福汝主教不曾是个保皇党,倘若他的目光从未有一瞬偏离那种宁静的观照--在那观照中,超越尘世的虚构与仇恨,超越人类事物的风谲云诡,可以清晰地辨认真理、正义和仁慈这三道纯粹光芒的闪耀--那该多好。

虽然承认上帝创造卞福汝大人并非为了履行政治职责,但我们还是应当理解并赞赏他以权利和自由的名义发出的抗议,他对权势滔天的拿破仑的骄傲反对、正义但危险的抵抗。然而,在上升者身上讨我们喜欢的东西,在没落者身上就不那么讨喜了。我们只在危险存在时喜欢争斗,而且无论如何,只有最初的斗士才有权成为最后的歼灭者。那些在繁荣时期不曾顽固指控的人,在覆灭面前应保持沉默。对成功者进行谴责的人,才是对失败者唯一合法的行刑者。至于我们,当天意介入并打击时,我们任由其行事。1812年开始解除了我们的武装。1813年,那个沉默寡言的立法议会在灾祸面前怯懦地打破沉默,只有令人愤慨的特征。1814年,在那些背叛的元帅面前,在那个从一个粪堆转到另一个粪堆、在神化后又进行侮辱的元老院面前,在那种立足不稳、向偶像吐唾沫的偶像崇拜面前,鼓掌是一种罪行--转过头去才是本分。1815年,当终极灾难弥漫天空,当法国因灾难逼近而战栗,当滑铁卢隐约在拿破仑面前张开大口时,军队和人民对命运之囚的悲怆欢呼并无可笑之处,而且,在考虑了专制者的种种之后,像迪涅主教那样一颗心,或许不应该未能认识到:一个伟大民族与一个伟人在深渊边缘的拥抱中所呈现的庄严而动人的特征。

除这一点之外,他在一切方面都公正、真诚、公平、睿智、谦卑而尊严,仁爱而和善--这和善是另一种形式的仁慈。他是一位神父、一位贤哲,也是一个凡人。必须承认,即使在我们刚才责备过、并几乎要严厉评判他的那些政治观点中,他仍是宽容而随和的,也许比我们这些在此说话的人更加宽容。

市政厅的门房是皇帝安置的。他是一名老近卫军的老军士,是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荣誉军团勋章的获得者,像鹰一样是个波拿巴派。这个可怜的家伙偶尔会吐露出一些轻率的言语,当时法律将这些言论污称为“煽动性言论”。当皇帝的侧面像从荣誉军团勋章上消失后,他再也不穿他那套军服（据他自己说）,以免被迫佩戴十字章。他虔诚地取下了拿破仑赐给他的十字章上的皇帝像；这样一来,十字章上便留下一个空洞,而他不愿往里面放任何东西。他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把三只蛤蟆戴在心上！”他喜欢大声嘲笑路易十八。“那个穿着英国绑腿的痛风老东西！”他说,“让他带着他那条辫子滚到普鲁士去吧。”他乐于在同一次咒骂中结合他最憎恨的两样东西:普鲁士和英格兰。他这么做太频繁了,以至于丢了饭碗。结果,他和妻子儿女被赶出门,无以为生。主教派人把他叫来,温和地责备了他,并任命他为主教座堂的执事。

在九年的时间里,卞福汝主教凭借他神圣的善举和温和的风度,在迪涅城里充满了某种温柔而孝悌般的敬重。甚至他对拿破仑的态度,也为人民--那些善良、软弱、敬爱皇帝但又深爱自己主教的羊群--所默许和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