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安娜·卡列尼娜》第3章,包含英文原文、中文（简体）翻译、详细的雅思词汇与解释,以及英文原版音频。聆听并提升你的阅读技巧。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根据这位医生告诉我的,县里发生的事简直太过分了。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以前对你说过,现在再对你说一遍:你不去参加会议,完全不过问县里的事务,这是不对的。如果正经人都不参与,事情当然会一团糟。我们缴了钱,全都花在薪水上,没有学校,没有县里的护士,没有助产士,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嗯,我确实试过,你知道,”列文慢吞吞、不情愿地说,“我做不到！所以毫无办法。”
“但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得承认我实在想不通。是漠不关心,还是无能--我不承认；难道仅仅是懒吗？”
“都不是。我试过,发现我什么也做不了,”列文说。
他几乎没听懂哥哥在说什么。他望着河对岸的耕地,看到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但分辨不清是马还是骑着马的管家。
“你为什么做不了？你尝试了一下,自己觉得不成功,就放弃了。你怎么能这么不自重呢？”
“自重！”列文被哥哥的话刺痛了,“我不明白。如果在大学里有人告诉我别人都懂积分学,而我不懂,那我的自尊心会作祟。但在这种事情上,首先要让人确信自己具备做这类事的某些资质,尤其是确信所有这些事都非常重要。”
“什么！你是想说这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被刺痛了,因为弟弟把他感兴趣的事看成无关紧要,更因为他显然没有认真听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觉得重要；它吸引不了我,我也没办法,”列文回答,同时认出他看见的是管家,而管家似乎正让农夫们离开耕地。他们正在翻犁。“难道他们已经耕完了？”他思忖着。
“得了,说真的,”做哥哥的皱着他那漂亮、聪明的眉头说,“凡事都有个限度。搞点标新立异、真诚自然,讨厌一切因循守旧--这我都懂；可说实话,你现在说的要不是毫无意义,就是意义很成问题。你怎么能把这件事看作无关紧要呢--你口口声声说爱那些农夫……”
“难道他们得不到救助就去死？愚昧的农妇饿死孩子,人民在黑暗中停滞不前,在每一个村吏面前都束手无策,而你有办法帮助他们,却因为你觉得不重要而不去帮他们。”
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他摆出了一条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你太不成熟,看不见你能做多少事；要么是你为了安逸、虚荣或别的什么,而不肯牺牲自己去行事。
康斯坦丁·列文感到自己别无选择,要么认输,要么承认自己缺乏热心公益的热忱。这让他感到屈辱,伤了自尊。
“两者兼有,”他坚决地说,“我看不出有可能……”
“什么！如果钱用得恰当,提供医疗救助就不可能吗？”
“在我看来不可能……我们县方圆三千平方英里,加上解冻、暴风雪、农忙,我看不出怎么能在全县各地提供医疗救助。而且,我不相信医学。”
“哦,那是没道理的话……我可以给你举上千个例子……但学校总该有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教育的益处难道还能有两种看法？如果它对你有好处,它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康斯坦丁·列文感到自己被道德上逼到了墙角,于是急了,不知不觉脱口说出了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主要原因。
“也许所有这些都很好；可我为什么要费心去建立我永远用不上的诊所,办我永远不会送孩子去上、甚至连农夫们也不愿送孩子去的学校,而且我也没有坚定的信仰认为他们应该送去？”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论点一时感到吃惊；但他很快就想出了新的进攻策略。他沉默了一会儿,拉出鱼钩,重新抛下去,然后微笑着转向弟弟。
“行了,现在听我说……首先,诊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不是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过县医生吗。”
“哦,好吧,可我觉得她的手腕再也直不回来了。”
“那还有待证明……其次,会读会写的农民作为工人对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可以随便问谁,”康斯坦丁·列文果断地回答,“会读会写的人做工人要差得多。修路根本不可能；刚搭好桥就被偷走了。”
“可那不是重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被人反驳,更不喜欢对方不断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提出一个个新而不相关的问题,叫人不知道该回答哪一个。“你承认教育对人民是有益的吗？”
“是的,我承认,”列文不假思索地说,随即意识到自己说了不是真心话。他觉得如果承认了,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也不知道这将如何被证明,但他知道逻辑上这必然会向他证明,他等待着证明。结果争论比他预想的要简单得多。
“既然你承认这是一项益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你不能不关心它,同情这项运动,从而愿意为之效力。”
“可我还是不承认这项运动是合理的,”康斯坦丁·列文说,脸微微发红。
“嗯,就算是这样,”列文说,虽然他根本没这么认为,“就算是这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操心。”
“不；既然我们在谈,请从哲学角度给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看不出这里怎么能扯上哲学,”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一种列文觉得好像不承认弟弟有资格谈哲学的语气说。这激怒了列文。
“那我就告诉你吧,”他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所有行为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私利。对于地方自治机构,我作为一个贵族,看不到任何能促进我利益的东西:路没有变好,也不可能变好；我的马在不好的路上也能载我走得好好的。医生和诊所对我没用。仲裁员对我没用。我从不找他,将来也不会找他。学校对我没用,反而有害,我跟你说过了。对我来说,县里的机构仅仅意味着每三英亩地要缴纳四个半便士,还要进城,睡在臭虫堆里,听各种各样的蠢话和讨厌话,私利根本引诱不了我。”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插嘴说,“私利并没有促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我们还是为之奋斗了。”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加激动地打断说,“农奴解放是另一回事。那里确实有私利。我们都渴望甩掉那个压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我们所有正派人都这样。但是当个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个清洁工,如何在我并不居住的城里建造烟囱--或者当个陪审员,审判一个偷了一扇咸肉的农夫,一连六个小时听辩护律师和检察官胡说八道,庭长盘问我那个半傻的阿廖什卡:‘被告人,你承认拿走咸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越说越起劲,开始模仿庭长和半傻的阿廖什卡；他觉得这一切都切中要害。
“我只是想说,那些与我个人相关的权利……我的利益,我会尽力捍卫；当初警方搜捕我们学生、检查我们的信件时,我准备全力捍卫那些权利,捍卫我受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能理解义务兵役,因为它影响到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和我自己,我愿意就与我有关的事情进行商议；但商议如何花掉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审判半傻的阿廖什卡--我不懂,也做不了。”
康斯坦丁·列文的话像是决了堤的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一笑。
“可是明天也许就轮到你了；难道你更喜欢在旧的刑事法庭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的。我不杀人,所以不需要。好吧,我跟你说,”他又跳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上,“我们县的自治之类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三一节插在地上的桦树枝一样,假装那是欧洲自己长出来的小树林,我可没法为这些树枝着迷,更没法相信它们。”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了耸肩,仿佛在纳闷桦树枝怎么会在此时扯进争论里来,尽管他立刻明白了弟弟的意思。
但康斯坦丁·列文想为自己缺乏热心公益的缺点辩护--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他说,“任何活动如果不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都不可能持久。这是一条普遍原理,一条哲学原理,”他坚定地重复着“哲学”这个词,似乎想表明他也有权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微一笑。“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用来服务于他的天性倾向,”他心想。
“得了,你最好别谈哲学了,”他说,“历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找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得纠正你刚才的比较。那些桦树不是随便插的,有些是播种的,有些是栽培的,必须用心对待。只有那些对本国的制度有一种直觉,知道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并且懂得珍视它们的人民,才有未来--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以真正称为有历史的民族。”
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向了康斯坦丁·列文无法跟上的哲学史领域,向他证明了他的观点是多么错误。
“至于你对它的反感,请允许我说,这纯粹是我们俄罗斯人的懒惰和老地主习气,我相信在你身上这只是暂时的偏差,会过去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输了,但同时又觉得他想说的话哥哥根本听不懂。只是他拿不准,到底是自己表达不清呢,还是哥哥不愿或不能理解他。但他没有继续琢磨,也没有回答,而是陷入了完全不同的个人思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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