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Ten: 1812 – Chapter one (第一章)

拿破仑之所以发动对俄国的战争,是因为他无法抗拒前往德累斯顿的诱惑,无法不因受到的敬意而飘飘然,无法不穿上波兰军服并屈服于六月清晨那激励人心的氛围,也无法在库拉金面前、随后又在巴拉舍夫面前克制自己的怒火。

亚历山大拒绝谈判,因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人身侮辱。巴克莱·德·托利试图以最佳方式统率军队,因为他希望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作为伟大统帅赢得声誉。罗斯托夫向法军发起冲锋,因为他无法抑制在平坦原野上驰骋的渴望；同样,所有参与战争的无数人都是按照各自的性格、习惯、境遇和目标行事的。他们被恐惧或虚荣所驱使,或欢喜或愤慨,进行推理,自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事,但他们全都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从事着一项对他们隐藏却对我们而言可以理解的工作。这就是行动者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1812年的演员们早已退下舞台,他们的个人利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时代只剩下历史的结果。天意迫使所有这些人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努力,从而促成了一个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惊人结果--无论是拿破仑、亚历山大,还是那些实际作战的人,更是想都没想到。

如今,我们很清楚1812年法国军队覆灭的原因。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原因一方面是它在季末深入俄国腹地而毫无冬季作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俄国城镇被焚以及由此在俄国人民中激起的对敌人的仇恨。但在当时,没有人预见到(现在看起来如此明显)这是唯一能够使一支八十万人的精锐之师--世界最优秀的军队,由最优秀的统帅率领--在与一支兵力只有其一半、由缺乏经验的指挥官率领的未经训练的军队(正如俄国军队那样)的冲突中被摧毁的方式。不仅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而且在俄国方面,人们竭尽全力阻碍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情；而在法国方面,尽管拿破仑有着经验与所谓军事天才,他们却竭尽全力要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说,去做那件必然导致毁灭的事情。

在关于1812年的历史著作中,法国作家们非常喜欢说拿破仑感觉到了战线拉长的危险,他寻求会战,而他的元帅们建议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以表明这场战役的危险在当时就已为人所知。俄国作者们则更喜欢告诉我们,从战役开始就采用了西徐亚人战争计划,把拿破仑诱入俄国腹地,有些作者将这个计划归功于普弗尔,另一些归功于某个法国人,还有一些归功于托尔,更有一些归功于亚历山大本人--他们引用一些笔记、方案和信件,其中暗示了这样的行动路线。但是,所有这些关于所发生事情的暗示,无论是从法国方面还是俄国方面提出的,都只是因为它们符合事件的发展才被提出。如果那个事件没有发生,这些暗示就会被遗忘,正如我们忘记了当时流行的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预期那样--那些现在被遗忘是因为事件否定了它们。在任何事件的结局上总是有如此多的猜测,以至于无论结果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会这样,”完全忘记了在他们无数的猜测中,有许多是恰恰相反的。

关于拿破仑意识到战线拉长的危险的猜测,以及(在俄国方面)关于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猜测,显然都属于这一类,历史学家们只有费尽力气才能把这样的观念归诸拿破仑和他的元帅们,或者把这样的计划归诸俄国指挥官们。所有事实都与这类猜测截然相反。在整个战争期间,俄国方面不仅没有将法军引入国家腹地的愿望,反而从一开始就竭尽全力阻止他们。而拿破仑不仅不怕拉长战线,反而将每一步前进视为胜利,并且不像以前的战役那样急切地寻求会战,而是非常懒散。

战争初期,我们的军队是分散的,我们的唯一目标是会师,尽管如果我们打算撤退并诱敌深入,会师并无益处。我们的皇帝加入军队是为了鼓舞士气,保卫每一寸俄国国土,而不是撤退。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建起了巨大的德里萨营地,毫无继续撤退的意图。皇帝斥责总司令们每次撤退。他无法忍受让敌人甚至到达斯摩棱斯克的念头,更不必说想到莫斯科被焚毁,而当我们军队确实会师时,他对斯摩棱斯克未经城下决战就被放弃和焚毁感到不满。

皇帝是这样想的,而俄国指挥官和人民在想到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国家腹地撤退时,更是愤慨不已。

拿破仑切断我们的军队后,深入腹地,错过了好几次迫使会战的机会。八月,他到达了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着如何继续前进,尽管现在看来,这次前进显然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事实清楚地表明,拿破仑并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前进的危险,亚历山大和俄国指挥官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引诱拿破仑前进,恰恰相反。将拿破仑诱入腹地并非任何计划的结果,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有可能；它是参与战争的人们之间极其复杂的阴谋、目标和愿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对必然发生的事情或拯救俄国的唯一方法毫无察觉。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战役开始时军队是分散的。我们试图会师,显然是为了进行会战和阻止敌人前进,而通过这种努力会师的同时又要避免与强大得多的敌人交战,并且不得不以锐角方向撤退--我们就把法军引向了斯摩棱斯克。但我们以锐角方向撤退不仅是因为法军在我们两支军队之间前进；角度变得更锐利,我们撤退得更远,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受到巴格拉季翁(他即将归其指挥)的厌恶,而巴格拉季翁--指挥着第二集团军--尽可能拖延会师并推迟接受巴克莱的指挥。巴格拉季翁在会师上行动迟缓--尽管这是大本营所有人的主要目标--因为他声称,这次行军会使他的军队处于危险之中,最好让他在左边和南边再退一些,从侧翼和后方骚扰敌人,并从乌克兰为他征集新兵；看起来他这样计划是为了不服从他厌恶的外国人巴克莱的指挥,而巴克莱的军衔还低于他。

皇帝随军以鼓舞士气,但他的在场和对该采取什么步骤的无知,以及大量的顾问和计划,破坏了第一集团军的精力,军队后撤了。

原本打算在德里萨营地坚守,但保卢奇为了当上总司令,出乎意料地运用他的影响力去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整个计划被放弃,指挥权交给了巴克莱。但由于巴克莱未能赢得信任,他的权力受到限制。军队分散,指挥不统一,巴克莱不得人心；但正是这种混乱、分裂以及外国总司令的不受欢迎,一方面导致了犹豫不决和回避会战(如果军队会师并且由别人而非巴克莱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避免会战的),另一方面则激起了对外国人的日益增长的愤怒和爱国热情的高涨。

最后皇帝离开了军队,作为他离开的最方便且实际上是唯一的借口,决定他必须去鼓舞首都的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激发全民爱国战争。而通过这次皇帝对莫斯科的访问,俄国军队的力量增加到了三倍。

他离开是为了不阻碍总司令对军队的统一指挥,并希望随后能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但军队的指挥变得更加混乱和软弱。本尼格森、皇太子以及一大群副官长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并激发他的精力,而巴克莱在所有这些“皇帝的眼睛”监视下感到比以往更不自由,于是更加谨慎,不敢采取任何果断行动,回避会战。

巴克莱主张谨慎。皇太子暗示有背叛行为,要求举行一场大会战。柳博米尔斯基、布罗尼茨基、弗洛茨基以及那一伙人搅起了那么多麻烦,以至于巴克莱借口要向皇帝呈送文件,把这些波兰副官长派往彼得堡,并与本尼格森和皇太子展开了公开斗争。

在斯摩棱斯克,两支军队终于重新会合,尽管巴格拉季翁很不乐意。

巴格拉季翁乘坐马车来到巴克莱占据的房子前。巴克莱系上绶带,出门迎接并向他的上级军官巴格拉季翁汇报。

尽管军衔更高,巴格拉季翁在这场宽宏大量的较量中接受了巴克莱的命令,但在服从之后,他比以往更不赞同他。根据皇帝的命令,巴格拉季翁直接向他报告。他写信给皇帝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必须按陛下的意愿行事,但我无法与那位大臣(指巴克莱)共事。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把我派到别处去吧,哪怕只指挥一个团也行。我在这里受不了。大本营里全是德国人,以至于一个俄国人无法生存,而且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我原以为我是在真正地为陛下和祖国服务,但结果却是在为巴克莱服务。我承认,我不想这样。”

布罗尼茨基、温青格罗德之流一大群人更加恶化了总司令之间的关系,统一变得更加不可能。准备在斯摩棱斯克之前与法军作战。派了一名将军去侦察阵地。这位将军憎恨巴克莱,便骑马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一位军长,和他待了一天,然后返回巴克莱那里,谴责那个他根本没见过的战场从各方面看都不适合。

就在关于未来战场的争论和阴谋进行之际,我们失去了与法军的联系,正在寻找他们时,法军偶然撞上了涅韦罗夫斯基的师,并抵达了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保住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意想不到的战役。战斗打响了,双方死伤数千人。

斯摩棱斯克违背了皇帝和全体人民的意愿被放弃了。但斯摩棱斯克是被其居民烧毁的,这些居民受到了他们省长的误导。这些遭难的居民,为其他俄国人树立了榜样,前往莫斯科,只想着自己的损失,却点燃了对敌人的仇恨。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则撤退,就这样达到了导致他毁灭的那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