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Nine: 1812 – Chapter eleven (第十一章)

安德烈公爵的目光仍追随着普弗尔的身影,伯爵本尼格森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朝博尔孔斯基点了点头,却没有停下脚步,径直走进了书房,边走边给副官下达指示。皇帝跟在他后面,本尼格森匆忙赶去准备一番,好迎接君主。切尔内绍夫和安德烈公爵走到门廊上,只见疲惫不堪的皇帝正在下马。侯爵保卢奇正激动万分地跟他说话,皇帝歪着头向左倾,面带不悦地听着。皇帝向前移动,显然想结束这场谈话,但那位脸色通红、兴奋不已的意大利人似乎忘了规矩,紧跟在他身后继续说下去。

“至于那个建议设立这个营地--德里萨营地的人,”当皇帝踏上台阶,注意到安德烈公爵, 打量着他那张陌生的面孔时,保卢奇说道,“至于那个人,陛下……”他绝望地继续说道,显然无法自持,“那个建议设立德里萨营地的人--我看他要么进疯人院,要么上绞刑架！”

皇帝,没有理会那意大利人话的结尾,仿佛没听见似的,认出了博尔孔斯基,便和蔼地跟他打起招呼来。

“我很高兴见到你！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去,在那儿等我。”

皇帝走进书房。紧随其后的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安德烈公爵,利用皇帝的许可,陪着他曾在土耳其结识的保卢奇来到召开军事会议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的职位相当于皇帝的参谋长。他走出书房,来到客厅,把几张地图摊在桌上,提出了几个问题,想听听在座各位的意见。原来是夜里收到了消息（后来证明是假的）,说法军要迂回包抄德里萨营地。

第一个发言的是将军 阿姆菲尔特,为了应对眼前出现的难题,他突然提出一个全新的阵地,远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道。这个建议的理由令人费解（除非他想显示自己也能有主见）,但他力主军队应在此地会合,在那里等待敌人。显然,阿姆菲尔特早已想好了这个计划,现在提出它,与其说是为了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计划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不如说是借机兜售一番。这不过是数百万个提案中的一个,在战争性质尚完全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提案都能想出,且彼此不相上下。有的人反驳他的论点,有的人则为他辩护。年轻的伯爵托尔反对这位瑞典将军的观点尤其激烈,争论中他从侧口袋里掏出一个写得满满的笔记本,请求允许他给大家读一读。在这份卷帙浩繁的笔记中,托尔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与阿姆菲尔特或普弗尔的作战计划截然不同。作为对托尔的回应,保卢奇建议向前推进并发动进攻,他力主这是唯一能使我们从当前的不确定局面以及（他所说的）陷阱中摆脱出来的办法。

在所有这番争论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他在宫廷关系中的“桥梁”）始终一言不发。普弗尔只是轻蔑地哼着鼻子,转过脸去,表示他绝不会自贬身价去回答眼下听到的这些蠢话。因此,当主持会议的沃尔孔斯基公爵请他发表意见时,他只说了一句:“何必问我？将军 阿姆菲尔特提出了一个绝妙的阵地,后方暴露无遗；要么这位意大利先生的进攻--也非常好；或者撤退,也不错！何必问我？”他说,“你们自己什么都知道得比我清楚。”

但沃尔孔斯基皱着眉头说,他是奉皇帝之命来征求他意见的,这时普弗尔站起身来,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开始说道:

“一切都给糟蹋了,一切都给搅乱了,大家都以为比我高明,现在你们倒来问我了！怎么补救？没什么可补救的！我定下的原则必须严格遵循,”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道。“困难在哪里？胡说,幼稚！”

他走到地图前,飞快地说起来,试图证明无论发生什么意外都不会影响德里萨营地的功效,一切都已预见,而如果敌人真要迂回包抄,那敌人必将被歼灭。

保卢奇不懂德语,开始用法语向他提问。沃尔佐根来帮他的长官解围,长官法语说得差劲,于是沃尔佐根开始为他翻译,几乎跟不上普弗尔的语速,后者正飞快地论证--不仅已经发生的一切,而且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已在他的方案中预见；而如果现在有任何困难,那全怪他的计划没有被精确执行。他不停地冷笑,一边论证,最后轻蔑地停止论证,就像一个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式证明一个已经证明的问题的正确性似的。沃尔佐根接替他,继续用法语解释自己的观点,不时转向普弗尔说:“阁下,是不是这样？”但普弗尔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打急了的人会打击自己人一样,愤怒地朝着自己的支持者沃尔佐根喊道:“噢,当然,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保卢奇和米绍同时用法语攻击沃尔佐根。阿姆菲尔特用德语对普弗尔说话。托尔用俄语向沃尔孔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默默地听着、看着。

在所有人中,安德烈公爵最同情普弗尔--尽管他愤怒、固执、可笑地自信。在在场的所有人中,显然只有他别无所求,不怀任何怨恨,只想让那套经过多年苦功形成的理论得以实施。他可笑,而且令人不快地冷嘲热讽,但他对一种理念的无限忠诚,却不由让人心生敬意。

除此之外,除了普弗尔,所有人的发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在1805年的军事会议上是不明显的:如今大家对拿破仑的天才怀有一种恐慌的畏惧,这种畏惧虽被掩饰,但在每一句反驳中都能察觉。人们认为拿破仑无所不能,从各个方向都防备着他,并搬出他可怕的名字来击碎彼此的建议。只有普弗尔似乎把拿破仑看作一个与他理论作对的野蛮人。但除了这种敬意之外,普弗尔也引起了安德烈公爵的怜悯。从朝臣们对他的语气,从保卢奇竟然敢在皇帝面前那样议论他,尤其是从普弗尔本人言语中的某种绝望,可以看出别人知道,而且普弗尔自己也感到,他垮台在即。尽管他自信满满,带着德国人那种阴沉的挖苦,但他还是可怜的--头发服帖地梳向太阳穴,脑后却翘起一绺绺。虽然他表面恼怒和轻蔑,实则绝望地感到,那用一次大规模实验来验证他的理论、向全世界证明其正确性的唯一机会正在从他手中溜走。

讨论持续了很久,时间越长,争论越激烈,最终演变成大喊大叫和人身攻击,而从所有发言中得出一个总结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安德烈公爵听着这多国语言的谈话,听着这些推测、计划、反驳和喊叫,对他们所说的话感到惊讶不已。他在军事活动中早已反复思考过的一个想法--战争科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也不可能有军事天才这种东西--如今在他看来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于一件条件和情况未知、无法确定的事,尤其是有生力量也无法估量,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理论和科学？谁也无法预见我们的或敌人的军队在一天后会处于什么状态,谁也无法估量某支小部队的战斗力。有时--当前线没有懦夫大喊‘我们被包围了！’然后逃跑,而是一个勇敢快活的小伙子喊‘乌拉！’--五千人的小部队就能抵得上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就像在申格拉本那样；而有时,五万人会从八千人面前逃跑,就像在奥斯特里茨那样。在这件事中,就像在所有实际事务中一样,什么都无法确定,一切都仰仗于数不清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意义是在一个谁也不知道何时会到来的特定时刻才确定的,这又有什么科学可言呢？阿姆菲尔特说我们军队被切成了两半,保卢奇说法军被我们夹在两面火力之间；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缺陷在于背后有河,普弗尔说那正是它的优点；托尔提出一个计划,阿姆菲尔特提出另一个,它们都好也都坏,任何建议的优点只有在实战时才能显现。可他们为什么总是谈论‘军事天才’？一个人如果能适时下令运来面包,能指定谁去左边谁去右边,他就是天才吗？那只是因为军人们被赋予了排场和权力,而一群阿谀奉承者吹捧权力,把天才的种种特质--那些它根本不具备的--归于它。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将军,反而都是些愚钝或心不在焉的人。巴格拉季翁是最好的,拿破仑自己都承认这一点。至于波拿巴本人！我还记得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那副自鸣得意的狭隘嘴脸。一个好的军队统帅不仅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品质,恰恰相反,他需要缺少最高尚、最优秀的人类品质--仁爱、诗意、温情和哲学式的探寻与怀疑。他应当头脑狭隘,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极其重要（否则他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他可别有人情味,别去爱、去怜悯,或者去想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可以理解,很久以前人们就为他们发明了一套‘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有权力！军事行动的成功不取决于他们,而取决于队伍中那个喊‘我们完蛋了！’或喊‘乌拉！’的士兵。只有在队伍里,才可能有益地服务。”

安德烈公爵一边听人说话一边这样想着,直到保卢奇喊他,而大家开始离开时,他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检阅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想在哪里服役,而安德烈公爵没有请求留在君主身边,而是请求到军队中服役,从此在宫廷圈子里永远失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