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Epilogue: 1813 - 20 – Chapter three (第三章)

十九世纪初欧洲事件的根本和本质意义,在于欧洲各民族群众自西向东、随后又自东向西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起点是自西向东的行进。西欧各民族要实现向莫斯科的军事运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他们必须结成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集团,以承受与东方军事集团的碰撞；（二）他们必须抛弃一切既有的传统和习俗；（三）在军事运动期间,他们必须拥有一位领袖,这位领袖能够为自己和他人辩护,说明在这场运动中所必然经历的欺骗、劫掠和杀戮是正当的。

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原有的规模不足的集团被摧毁,旧有的习俗和传统也被打破,逐步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具有新习俗和新传统的集团,并出现了一个将站在即将来临的运动的前列、为必须完成的一切承担责任的人。

一个没有信念、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不是一个法国人的人--看似由最离奇的机缘--从所有骚乱的法国各党派中脱颖而出,既不加入任何一派,又被推上了显赫的地位。同僚的无知、对手的软弱与渺小,他谎言的赤裸裸,以及此人狂妄而自负的局限性,使他登上了军队的统帅之位。派往意大利的军队中士兵的卓越素质、对手的怯战,以及他本人孩子般的胆大妄为和自负,为他赢得了军事声名。无数的所谓机缘处处伴随着他。他在法国统治者面前失宠,反而成了他的优势。他试图避开命定道路的努力均告失败:他未能加入俄国军队,他在土耳其寻求的任命也无果而终。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他数次濒临毁灭,却每次都意外获救。由于各种外交考虑,那些本可能摧毁他威望的俄国军队直到他离开后才出现在战场上。

从意大利返回后,他发现巴黎的政府正处于解体中,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清除和毁灭。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远征非洲竟成了摆脱这种危险处境的出路。又有一个所谓的机缘伴随着他。坚不可摧的马耳他不战而降；他最鲁莽的计划都获得了成功。此后连一艘小船都不放过的敌方舰队,却让他全军逃脱。在非洲,他们对几乎手无寸铁的居民犯下一系列暴行。而这些罪行的人,尤其是他们的首领,却自认为这是可敬的,这是荣耀--这类似于凯撒和亚历山大大帝,因此是好的。

这种荣耀与伟大的理想--不仅不认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是错的,反而以犯下的每一项罪行而自豪,并赋予其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自然意义--这个注定要指引此人及其追随者的理想,在非洲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他无论做什么都成功。瘟疫没有触及他。屠杀俘虏的残忍行为也没有被归咎于他。他孩子般地轻率、毫无理由且卑鄙地离开非洲,抛下处于困境中的同伴,反倒成了他的功劳；而敌人的舰队又一次两次让他溜走。当他因成功地犯下罪行而陶醉,抵达巴黎时,共和政府的解体--若早一年,这或许会毁了他--已到了极限,而他作为一个不受党派纠葛的新人出现在那里,只能使他更加显赫--尽管他本人并无计划,但他已为新的角色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并无计划,他对一切都感到恐惧,但各党派抓住他,要求他参与。

只有他--带着在意大利和埃及发展起来的荣耀与伟大的理想,他那疯狂的自我崇拜,他在罪行上的大胆和谎言上的赤裸--只有他能为必须完成的事进行辩护。

他是那个等待着他的位置所必需的人,因此,几乎不顾他的意愿,尽管他犹豫不决、缺乏计划、犯下种种错误,他仍被卷入一场旨在夺取权力的阴谋中,而这场阴谋取得了成功。

他被推入立法会议的会场。惊恐中,他想要逃跑,认为自己完了。他假装昏厥,说了一些本该毁了他的胡言乱语。然而,那些曾经高傲精明的法国统治者,感到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比他更加不知所措,他们没有说出本应说出的、足以摧毁他并保住自己权力的话。

偶然,无数的机缘,将权力赋予了他,而所有人仿佛约好了似的,共同确认了那份权力。偶然造就了服从于他的那些法国统治者的性格；偶然造就了承认他的政府的俄国保罗一世的性格；偶然策划了一场反对他的阴谋,这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巩固了他的权力。偶然将昂吉安公爵交到他手中,并意外地促使他将其处死--这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力地向民众证明,他拥有权力,因此也拥有权利。偶然安排他尽管全力准备远征英国（这本来必然会毁了他）,却从未实施这一意图,反而意外地突袭了马克和奥地利人,他们不战而降。偶然和天才使他在奥斯特里茨取得了胜利；而机缘巧合之下,所有人--不仅是法国人,而是整个欧洲--除了不参与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英国--尽管此前对他的罪行感到恐惧和憎恶,如今都承认了他的权威、他自封的头衔,以及他那似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好且合理的荣耀与伟大的理想。

仿佛在衡量自身并为即将到来的运动做准备,西方力量在1805年、1806年、1807年和1809年多次向东推进,不断壮大。1811年,在法国形成的集团与中欧各民族合并为一个集团。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站在运动前列的那个人辩护的力量也随之增强。在这十年的准备时期,此人已与欧洲所有君主建立了关系。世界各地声誉扫地的统治者们无法拿出任何合理的理想来对抗拿破仑那疯狂的荣耀与伟大的理想。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匆忙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渺小。普鲁士国王派他的妻子去寻求这位伟人的仁慈；奥地利皇帝认为此人能将一位凯撒之女迎入寝宫是一种恩宠；教皇,各民族视为神圣的一切的守护者,竟利用宗教来助长这位伟人的权势。不是拿破仑自己为完成其角色做准备,而是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在为他做准备,让他承担起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全部责任。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犯下的每项罪行或卑鄙的欺诈,在他周围人的口中,都立刻被描绘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德国人能为他设计的最合适的庆典,便是庆祝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不仅他是伟大的,他的祖先、兄弟、继子、连襟也都是伟大的。一切都旨在剥夺他仅存的理性,为他即将扮演的可怕角色做准备。而当他准备好时,力量也准备好了。

入侵向东推进,最终到达其目标--莫斯科。这座城市被占领；俄国军队遭受的损失比之前战争从奥斯特里茨到瓦格拉姆中敌方军队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然而,突然之间,那些一直以连续不断的成功将他引向预定目标的机缘和天才,被无数相反的机缘所取代--从他在博罗季诺的头部受寒,到点燃莫斯科的火星,再到严寒--而天才也变成了愚蠢和极度卑劣。

入侵者逃跑,折返,再次逃跑,而所有的机缘如今都不再有利于拿破仑,而是处处与他为敌。

随后,一场自东向西的反向运动完成了,它与先前的自西向东运动惊人地相似。自东向西的试探性推进--类似于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反向运动--先于这场伟大的西进行动；同样有巨大集团的聚合；同样有中欧各民族对运动的依附；同样有中期的犹豫不决,以及接近目标时速度的加快。

最终目标巴黎被到达。拿破仑政府和军队被摧毁。拿破仑本人已不再重要；他的一切行动显然可怜而卑鄙,但又一次,一个无法解释的机缘发生了。盟国憎恨拿破仑,视他为自身痛苦的根源。被剥夺了权力和权威,他的罪行和欺诈被揭露,他本应让他们看到--如同十年前和一年后所看到的那样--一个被放逐的匪徒。但出于某种奇怪的机缘,没有人察觉到这一点。他的角色尚未结束。那个十年前和一年后被视为被放逐匪徒的人,被送往距法国两天航程的一个岛屿,出于某种理由这个岛被呈献给他作为他的领地,还配给了守卫和数百万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