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Eight: 1811 - 12 – Chapter one (第一章)

自从安德烈公爵与娜塔莎订婚后,皮埃尔忽然无缘无故地觉得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下去。他曾经坚信恩主向他揭示的真理,并且热忱地致力于完善内心,从中获得极大的幸福--然而,安德烈与娜塔莎订婚以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世的消息几乎同时传来之后,这种生活的全部乐趣都消失了。生活只剩下空架子:他的宅邸、一位现在正受某位要人宠爱的光彩照人的妻子、与整个彼得堡的交游、以及宫廷礼拜那些枯燥的仪式。这种生活突然令皮埃尔觉得无比厌恶。他不再写日记,躲避弟兄们的分会,重新开始光顾俱乐部,大量饮酒,又和单身汉圈子混在一起,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以至于伯爵夫人 埃莱娜觉得有必要为此严厉地跟他谈一谈。皮埃尔觉得她是对的,为了不连累她,便动身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一走进自己那座还住着几位憔悴衰老的公主、仆从众多的大宅；一驱车穿过市区,看见伊比利亚圣母圣像前金色神龛上无数烛光摇曳,看到克里姆林宫广场上未经车轮碾压的积雪,看到那些车夫以及锡夫采夫·弗拉若克地区的寒酸小屋,看到那些别无所求、无所事事、安度晚年的老莫斯科人；当他看到那些莫斯科老太太、莫斯科舞会和英国俱乐部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在莫斯科,他感到平静、自在、温暖而邋遢,就像穿着一件旧睡衣一样。

莫斯科上流社会,从老太太到小孩,都将皮埃尔当作一位久盼的客人来接待,他的位置总是为他空着。在莫斯科社交界看来,皮埃尔是最好、最善良、最聪明、最愉快、最宽厚的怪人,一个无忧无虑、和蔼可亲的旧派俄国贵族。他的钱包总是空的,因为他对所有人敞开着。

义演、劣质画作、雕像、慈善团体、吉卜赛合唱团、学校、认购晚餐、狂欢、共济会、教堂、书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从他那里得到拒绝,要不是有两位从他那里借了大笔钱并负责照管他的朋友,他会把一切都送光。俱乐部里没有一次宴会或晚会少得了他。他刚喝完两瓶玛歌酒,往沙发上一靠,周围便聚满了人,谈话、争论、玩笑就开始了。一旦发生争吵,他亲切的微笑和恰到好处的玩笑总能调解对立双方。没有他参加的共济会的聚餐总是沉闷乏味的。

在单身汉的晚餐后,他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站起身来,答应了欢宴的人群中那些年轻人带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恳求,年轻人们便欢呼雀跃。在舞会上,如果需要舞伴,他就跳舞。已婚和未婚的年轻女士都喜欢他,因为他不向任何一位献殷勤,对所有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尤其是在晚餐之后。她们说他:“他很有魅力；他对女性没有特殊兴趣。”

皮埃尔是那种退职的宫廷侍从之一,在莫斯科有数以百计这样性情温和、终老于此的人。

七年前,当他刚从国外回来时,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无需寻求或计划任何事,说他的人生轨道早已注定、永恒不变,说他无论如何挣扎,最终都会成为所有处于他那种地位的人--他当时一定会吓坏了！他简直无法相信！他难道不是曾经全心全意想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然后想自己成为拿破仑,然后想成为哲学家,然后又想成为战略家和战胜拿破仑的人吗？他难道不是曾看见改造人类的可能性并热烈渴望,同时又渴望自身达到至高的完善境界吗？他难道不是办学校、办医院、解放了他的农奴吗？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如今却成了不忠妻子的富有丈夫,一个退职的侍从官,好吃好喝,解开马甲骂骂政府,是莫斯科 英国俱乐部的成员,也是莫斯科社交界人见人爱的人物。很长时间他无法接受自己就是那种他七年前曾鄙视的退职莫斯科宫廷侍从之一的事实。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这只是暂时过这种生活；但随即他想到,有多少像他一样的人,带着满口牙齿和满头头发,暂时进入那种生活和那个俱乐部,最后离开时却连一颗牙齿、一根头发都不剩了,他不由感到震惊。

在骄傲的时刻,当他想到自己的处境时,他觉得自己与他以前鄙视的那些退职宫廷侍从截然不同:他们空虚、愚蠢、自满,满足于自己的处境,“而我仍然不满足,想为人类做点事。但也许我那些同伴也像我一样挣扎过,寻求过某种新东西、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像我一样被环境、社会、种族的力量--那种人力无法抗拒的原始力量--被逼到了我现在所处的境地。”他在谦卑的时刻对自己这样说；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不再鄙视,而是开始喜欢、尊重和同情自己命运中的同伴,就像同情自己一样。

皮埃尔不再经历绝望、疑病和厌恶生活的时刻,但以前那种以急性发作表现出来的病态被压抑到了内心深处,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为了什么？为什么？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一天好几次困惑地问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现象的意义；但他凭经验知道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便赶紧抛开它们,拿起一本书,或者匆匆赶到俱乐部或阿波罗·尼古拉耶维奇家,去交换城里的闲言碎语。

“埃莱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什么都不在乎,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之一,”皮埃尔想,“却被人们看作聪明和文雅的极致,对她顶礼膜拜。拿破仑 波拿巴在伟大的时候被所有人鄙视,现在他成了可怜的小丑,弗朗茨皇帝却想把女儿非法嫁给他。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六月十四日向上帝感恩战胜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也通过天主教神职人员感恩,因为同一天他们打败了西班牙人。我的共济会兄弟们以血发誓愿意为邻居牺牲一切,可是连一个卢布都不肯捐给穷人,他们勾心斗角,阿斯特赖亚分会和吗哪追寻者之间争吵不休,为了一张没人需要的正宗苏格兰地毯和一份连写它的人都不明白其意义的宪章忙得团团转。我们所有人都信奉基督徒的宽恕冒犯和爱邻人的律法,为了尊崇这条律法我们在莫斯科建造了四十乘四十座教堂--可是昨天一个逃兵被鞭笞致死,而那位宣讲爱与恕律法的牧师,却在行刑前让士兵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着,这种人人都接受的普遍欺骗,尽管他已经习惯,但每一次都让他像发现新事物一样震惊。“我明白这种欺骗和混乱,”他想,“可我怎么能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试过,总是发现他们内心深处也像我一样明白,只是努力不去看它。所以看来本该如此！可是我--我该怎么办呢？”他想。

他有一种不幸的能力,这种能力很多人--尤其是俄国人--都有:既能看见并相信善与真存在的可能性,又能太清楚地看见生活中的恶与假,以至于无法认真参与其中。在他看来,每一项工作都与邪恶和欺骗相连。无论他试图成为什么,无论他从事什么,其中的邪恶与虚假都使他反感,堵塞了他的一切活动道路。

然而他必须活下去,必须找到事做。背负着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实在太可怕了,于是他沉溺于任何能让他忘记它们的消遣中。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大量饮酒,买画,搞建筑,尤其是--读书。他读书,什么都读。回到家里,仆人们还在给他脱外套,他就抓起一本书开始读。从读书到睡觉,从睡觉到客厅里的俱乐部闲谈,从闲谈到纵酒和女人；从纵酒又回到闲谈、读书和喝酒。饮酒渐渐成为一种生理和道德上的需要。尽管医生警告他,以他的肥胖喝酒很危险,他还是喝得很多。只有当他机械地将几杯酒倒进他那张大嘴里,感到体内一阵愉快的暖意,对所有人都和蔼可亲,准备好不加深究地肤浅回应每一个念头时,他才完全自在。只有在一两瓶酒下肚后,他才隐约觉得,先前吓住他的那个纠缠不清的生活线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总是意识到这个线团的某一方面,就像在晚餐后脑子里嗡嗡作响时聊天、听人说话或读书一样。但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对自己说:“没关系。我会理清的。我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只是现在没时间--以后我再好好想！”但这个“以后”永远没有到来。

早晨,空腹时,所有老问题又像以前一样无法解决、一样可怕地出现,皮埃尔连忙抓起一本书,如果有人来看他,他就很高兴。有时他想起自己听说过,战场上士兵被敌人火力包围、无所事事时,会拼命找些事做,以便更容易忍受危险。在皮埃尔看来,所有人都像那些士兵,纷纷躲避生活:有人求名利,有人求牌局,有人制定法律,有人求女人,有人求玩具,有人求马,有人求政治,有人求体育,有人求酒,有人求国事。“没有什么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至关重要,一切都一样--只求尽可能拯救自己脱离它,”皮埃尔想。“只要看不见它,那个可怕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