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wo – Chapter 33 (第三十三章)

基蒂也结识了施塔尔夫人,这份交情,连同她与瓦莲卡的友谊,不仅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抚慰了她精神上的苦闷。她之所以得到慰藉,是因为这份交情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与她过去毫无共同之处、崇高而高贵的世界。站在这个世界的高度,她可以平静地审视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除了基蒂以前所沉溺的那种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通过宗教展现出来,但并非基蒂自幼所熟知的那种宗教--那种在寡妇济贫院通过连祷和彻夜祈祷（还能在那儿遇见熟人）表现出来,或跟着神父背诵斯拉夫经文的宗教。这是一种崇高而神秘的宗教,与一系列高尚的思想和情感相连,人们不单单是因为被告知而信仰它,而是可以发自内心地去热爱它。

基蒂并非从言谈中领悟这一切。施塔尔夫人对基蒂说话,就像对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她怀着对青春的回忆,愉快地看着她。只有一次,她顺便提到,人间一切悲伤,唯有爱与信仰能带来安慰；而面对基督对我们的怜悯,任何悲伤都微不足道--说完她便立刻转向别的话题。然而,从施塔尔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词、每一个--基蒂称之为天使般的--眼神中,尤其是从她从瓦莲卡那里听来的施塔尔夫人的全部生平故事中,基蒂认出了一种“重要的东西”,那是她至今一无所知的。

然而,尽管施塔尔夫人的品格如此高尚,她的故事如此感人,她的言谈如此崇高动人,基蒂还是不禁察觉出她身上有些令她困惑的特质。她注意到,当施塔尔夫人问起她的家人时,曾轻蔑地一笑,这与基督徒的温顺并不相称。她还注意到,当她发现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场时,施塔尔夫人刻意让脸躲在灯罩的阴影里,露出一种古怪的微笑。这两个观察虽然微不足道,却令她困惑,使她对施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

但另一方面,瓦莲卡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带着一份对过去的忧郁失望,无所求,亦无所憾,正是基蒂几乎不敢奢望的那种完美。在瓦莲卡身上,她意识到一个人只要忘掉自己、去爱他人,就能变得平静、幸福而高尚。而这正是基蒂所渴望的。如今她清楚地看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但她并不满足于仅仅为此感到兴奋；她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向她开启的新生活中去。从瓦莲卡讲述的施塔尔夫人以及她提及的其他人的事迹中,基蒂已经构建了自己未来的生活蓝图。她想象自己像瓦莲卡常提起的施塔尔夫人的侄女阿莉娜那样,无论住在哪里,都要去寻找受苦的人,尽力帮助他们,把福音书送给他们,给病人、罪犯、临终者读福音书。像阿莉娜那样给罪犯读福音书的想法,尤其令基蒂着迷。但这些都只是隐秘的梦想,基蒂既没有对母亲说,也没有对瓦莲卡讲。

然而,在等待时机大规模实施计划的同时,基蒂即使在疗养地--那里有许多患病和不幸的人--也早已找到了实践新原则的机会,效仿瓦莲卡。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深受她对施塔尔夫人--她称之为“迷醉”--的影响,尤其更受瓦莲卡的影响。她发现基蒂不仅在行为上模仿瓦莲卡,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模仿她走路、说话、眨眼的方式。但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除了这种崇拜之外,女儿身上正在发生某种严肃的精神变化。

公爵夫人发现,晚上基蒂在读施塔尔夫人送给她的法文《圣经》--这是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她避开社交界的熟人,与受瓦莲卡照料的病人交往,尤其是一个穷困的家庭--病画家彼得罗夫一家。基蒂很自豪地扮演着那家中的慈悲天使的角色。这一切都很好,公爵夫人也没什么可反对的,尤其是因为彼得罗夫的妻子是个挺好的女人,而且那位德国公主注意到基蒂的奉献后,还称赞她是“安慰天使”。

这一切本来都很好,只要不走极端。但公爵夫人看到女儿正在走向极端,于是便如实告诉了她:“凡事不可过度。”她对女儿说。女儿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涉及基督教义的事,怎么能说过度呢？当人被打时,要转过另一边脸；被人拿走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奉行这样的教义,又怎会过度呢？但公爵夫人不喜欢这种极端,更不喜欢的是,她感到女儿不愿向她敞开心扉。

事实上,基蒂确实向母亲隐瞒了自己的新观点和感受。她隐瞒,并非因为不尊重或不爱母亲,而仅仅因为她是自己的母亲。她宁愿向任何人,也不愿向母亲袒露这些。

“安娜·帕夫洛夫娜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了？”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娃夫人。

“我邀请过她,但她似乎不太高兴。”

“不,我没注意到,妈妈。”基蒂说着,脸一下子红了。

“你有多久没去看他们了？”

“我们打算明天去山里远足。”基蒂回答。

“那你们去吧。”公爵夫人说着,凝视着女儿窘迫的脸,想猜出她窘迫的原因。

那天,瓦莲卡来吃午饭,告诉她们安娜·帕夫洛夫娜改变了主意,取消了明天的远足。公爵夫人又注意到基蒂脸红了。

“基蒂,你和彼得罗夫一家是不是闹了什么误会？”当她们单独在一起时,公爵夫人问道,“她为什么不让孩子们来我们这儿了？”基蒂回答说,她们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娜·帕夫洛夫娜似乎对她不满。基蒂的回答完全属实。她不知道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态度转变的原因,但她猜到了。她猜到了一件她不能告诉母亲、甚至自己也不敢明说的事。这是那种你心里明白、却永远不能对任何人--甚至对自己--说出口的事,因为万一猜错了,那该多么可怕、多么可耻啊。

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自己与那家人的全部关系。她想起安娜·帕夫洛夫娜那圆圆的、和善的脸上每次见面时流露出的单纯喜悦；想起她们关于病人的秘密交谈,她们策划着让他远离被禁止的工作,带他到户外；想起那个最小的男孩对她的依恋,他叫她“我的基蒂”,没有她就不肯上床睡觉。一切多么美好啊！接着,她想起彼得罗夫那消瘦得可怕的身影,长长的脖子,穿着棕色外套,稀疏的卷发,一双询问的蓝眼睛--起初让基蒂觉得那么可怕--以及他在她面前努力装作精神抖擞、热情洋溢的痛苦样子。她想起自己最初如何努力克服对他--如同对所有痨病患者一样--产生的厌恶,以及费尽心思找话跟他说的辛苦。她想起他看她时那怯生生、柔和的目光,以及自己心中涌起的怜悯、别扭,后来又感到自己很善良的那种奇怪心情。一切多么美好啊！但那些都是最初的事。现在,就在几天前,一切突然被破坏了。安娜·帕夫洛夫娜用做作的热情迎接基蒂,并一直监视着她和她丈夫。难道她走近时他脸上那种感人的喜悦,就是安娜·帕夫洛夫娜冷淡的原因吗？“是的,”她沉思着,“前天安娜·帕夫洛夫娜生气地说:‘瞧,他就要等着你；没有你,他连咖啡也不肯喝,虽然他已经虚弱得那么可怕了。’--她那时的语气很反常,完全不像她平时的善良。是的,也许我给他披上披肩时,她也不高兴。那一切本来很简单,但他接过去的样子那么别扭,又那么长时间地道谢,连我也觉得别扭了。还有他给我画的那幅肖像,画得那么好。最要紧的是他那种慌乱而温柔的眼神！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基蒂惊恐地反复对自己说。“不,不可能,不应该这样！他太可怜了！”她紧接着又对自己说。这种疑虑毒害了她新生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