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ond Epilogue – Chapter one (第一章)

历史是民族与人类的生活。要把握并诉诸文字、直接描绘人类生活乃至单一民族的生活,似乎是不可能的。

古代史家都采用同一种方法来描述和把握那看似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个民族的生活。他们描述统治民族的个人的活动,并将这些人的活动视为整个民族活动的代表。

个人如何使民族按照他们的意愿行动,而这些人自身的意志又受什么指引？古人的解答是承认有一位神祇,他使各民族服从于一个选民的意志,并引导那个选民的意志,以实现预定目的。

对古人而言,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神直接参与人间事务的信仰。

现代史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原则。

看来,既然否定了古人关于人类服从神以及民族被引向预定目标的信念,现代史学就应当研究权力的起因而非其表现。但现代史学并未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古人的观点,实践中却仍追随他们。

现代史学没有给我们那些具有神权、直接受上帝之意志指引的人,而是给了我们一些被赋予非凡、超常能力的英雄,或者仅仅是各种类型的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他们领导着群众。它也没有给予古代史家视为人类进步体现的犹太、希腊或罗马民族的神定目标,而是设定了自己的目标--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的福祉,或者就其最高抽象而言,是全人类的福祉与文明,而这通常指的是占据一个大洲西北角一小片区域的那些民族。

现代史学否定了古人的信念,却没有代之以新观念,而情势的逻辑迫使史学家们,在表面上否定了古代君王的神权和“命运”之后,又通过另一条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承认(1)民族由个人引导,(2)存在一个已知目标,这些民族乃至全人类正趋向于它。

从吉本到巴克尔所有现代史家的著作,尽管表面上有分歧且观点看似新颖,其基础都是那两个陈旧而不可避免的假设。

首先,史学家描述那些在他看来引导人类的个人的活动（有的史家认为只有君主、将军和大臣是这样的人,有的则把演说家、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也包括在内）。其次,假定人类被引向的那个目标是史学家所熟知的:对某位史家而言,这个目标是罗马、西班牙或法国帝国的伟大；对另一位而言,则是自由、平等以及世界上一个叫做欧洲的小角落的某种文明。

1789年,巴黎爆发了一场动乱；它成长、蔓延,并表现为一次从西向东的民族运动。它几次向东推进,与来自东向西的反向运动相碰撞。1812年,它到达了最远点--莫斯科,然后,以显著的对称性,发生了一次从东向西的反向运动,如同第一次运动那样,吸引了中欧各民族。反向运动到达了第一次运动在西方的起点--巴黎--然后平息。

在那二十年里,大批田地荒芜,房屋被焚,贸易改变了方向,数百万人在迁徙中变穷或变富,数百万自称奉行爱邻如己之律的基督徒互相残杀。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使那些人焚毁房屋、杀害同胞？这些事件的起因是什么？什么力量使人如此行事？当人类面对那个时期的纪念碑和传说时,这些是他们会本能地、朴素地、最合理地提出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类的常识转向了历史科学,其目的在于使民族和人类认识自身。

如果史学还保留着古人的观念,它就会说:上帝为了赏罚他的子民,赐予拿破仑以权力,并引导他的意志去实现神的目的,那个回答会是清晰而完整的。人们可能相信或不信拿破仑的神圣意义,但对于相信它的人而言,那个时期的历史不会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也不存在任何矛盾。

但现代史学无法给出那个回答。科学不承认古人关于神直接参与人间事务的观念,因此史学应当给出其他答案。

现代史学回答这些问题时说:你想知道这运动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引起的,什么力量产生了这些事件？那么听着: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骄傲自信的人；他有这样那样的情妇,这样那样的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他的后代都是软弱之人,他们也把法国治理得很糟。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宠臣和情妇。此外,当时有几个人写了几本书。十八世纪末,巴黎有二十来个人开始谈论人人自由平等。这导致了全法国的人们互相刀砍水淹。他们杀了国王和许多其他人。那时法国有一个天才--拿破仑。他征服了各地的所有人--也就是说,他杀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天才。出于某种理性,他去杀非洲人,杀得那么出色,那么狡猾聪明,以至于回到法国后,他命令所有人服从他,而他们都服从了。当了皇帝后,他又出去杀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人。在那里他也杀了很多人。俄国有个皇帝亚历山大,他决定恢复欧洲秩序,因此与拿破仑作战。1807年他突然与他和好,但1811年他们又争吵起来,又开始杀很多人。拿破仑率领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并占领了莫斯科；然后他突然逃离莫斯科,亚历山大皇帝在施泰因等人的建议下,联合欧洲武装起来反对这个和平的破坏者。拿破仑的所有盟友突然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的军队向他新招募的部队推进。盟国击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送到厄尔巴岛,没有剥夺他的皇帝头衔,还对他表示敬意,尽管五年之前和一年之后他们都把他视为不法之徒和强盗。然后路易十八开始统治,此人直到那时还是法国人和盟国的笑柄。拿破仑在老近卫军面前流泪,放弃了王位,流亡国外。接着,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朗,他设法比任何人都先坐进一把特定的椅子,从而扩展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交谈,这些交谈使各民族幸福或不幸福。突然,外交家和君主们几乎争吵起来,准备再次命令他们的军队互相厮杀,但就在这时拿破仑带着一个营回到法国,而先前一直憎恨他的法国人立刻都服从了他。但盟国君主们对此感到愤怒,再次去与法国人作战。”

他们击败了天才拿破仑,突然又把他视为强盗,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位流放者,与心爱的法国分离,在那块岩石上慢慢死去,将他伟大的功绩遗赠给了后代。”

如果认为这是讽刺--对历史叙事的漫画化--那就错了。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给出的矛盾回答（这些回答并未解答问题）的一种非常温和的表达,这些史学家从回忆录编纂者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作者,到通史作家和那个时期的新文化史家,都是如此。

这些回答的古怪和荒谬产生于一个事实:现代史学就像一个聋子,在回答没有人问过的问题。

如果史学的目的是描述人类和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在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情况下,其余一切都将无法理解--就是:是什么权力推动民族？对此,现代史学费力地回答,要么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天才,要么说路易十四非常骄傲,要么说某些作家写了某些书。

这一切也许如此,人类也愿意同意,但这并不是所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一种基于自身、始终一致地通过拿破仑、路易们和作家引导其民族的神圣权力,那这一切会很有趣；但我们不承认这样的权力,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们和作家之前,应该向我们展示这些人同民族运动之间存在的联系。

如果不是神圣权力而是出现了某种其他力量,那就应当解释这种新力量由什么构成,因为史学的全部趣味恰恰就在那种力量之中。

历史似乎假定这种力量是不言而喻、人尽皆知的。但尽管我们十分愿意认为它为人所知,凡是阅读许多史学著作的人,都不禁会怀疑:连史学家自己都理解得如此不同的这种新力量,是否真的为每个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