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ond Epilogue – Chapter two (第二章)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民族前进？传记史学家和国别史学家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英雄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在他们的叙述中,事件的发生完全取决于拿破仑、亚历山大或他们所描述人物的意志。这类史学家对于什么力量导致事件发生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在每个事件仅有唯一一位史学家时才能令人满意。一旦不同民族和不同倾向的史学家开始描述同一事件,他们的回答便立即失去一切意义,因为对这种力量,他们不仅理解各异,而且往往得出完全矛盾的结论。一位史学家说,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造成的；另一位说,是由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第三位则认为,是由于某个其他人的权力。此外,这类史学家甚至在断定某个特定人物权威所依赖的力量时也相互矛盾。梯也尔,一位波拿巴派,说拿破仑的权力基于他的美德和天才。朗弗雷,一位共和派,说它基于他对人民的欺骗和蒙蔽。因此,这类史学家彼此拆台,从而彻底瓦解了对于产生事件的力量的理解,对历史的基本问题未能提供任何答案。

研究所有民族的通史作家似乎认识到,专门史学家关于产生事件的力量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这种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固有的权力,而认为是多种不同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在描述一场战争或一个民族的征服时,通史史学家不是从某个人的权力中寻找事件的原因,而是从与事件相关的许多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找。

按照这种观点,作为多种力量产物的历史人物的权力,似乎不再被视为一种自身产生事件的力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史学家仍然把权力这个概念当作一种自身产生事件的力量,并将其视为事件的原因。在他们的论述中,历史人物先是其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仅仅是各种力量的结果,然后他的权力本身又成为产生事件的力量。例如,盖尔维努斯、施洛塞尔等人,一方面证明拿破仑是革命、1789年思想等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明确说1812年的战役以及其他他们不喜欢的事件,只不过是拿破仑被误导的意志的产物,而1789年的那些思想本身由于拿破仑的任性,发展被扼杀了。革命的思想和时代的一般气氛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但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的思想和时代的一般气氛。

这种奇特的矛盾并非偶然。它不仅每步都出现,而且通史学家的叙述全部由一连串这样的矛盾构成。这种矛盾的发生,是因为通史学家在进入分析领域后半途而废了。

要找到与合力相等的分力,分力的和必须等于合力。通史学家从未遵守这一条件,因此为了解释合力,他们除了不充分的分力之外,还不得不承认有另一种未加解释的力量影响着合运动。

专门史学家在描述1813年战役或波旁家族复辟时,明确断言这些事件是由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学家盖尔维努斯反驳专门史学家的这一意见,试图证明1813年战役和波旁家族复辟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之外,还归因于其他因素--如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朗、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活动。那位史学家显然将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为以下部分:塔列朗、夏多布里昂等,但是这些分力之和--即夏多布里昂、塔列朗、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不等于合力,也就是数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家族这一现象。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之间相互说某些话,只影响了他们彼此的关系,却不能说明数百万人的服从。因此,为了解释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如何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服从--即等于一个A的分力如何产生了相当于一千倍A的合力--史学家又不得不求助于他先前所否认的权力,并将其视为这些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未加解释的力量作用于合力。而这正是通史学家所做的,因此他们不仅与专门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农民对下雨的原因没有明确概念,根据他们是想要雨还是好天气,便说:‘风把云吹散了’,或‘风把云带来了’。同样,通史学家有时,当他们乐意且符合其理论时,就说权力是事件的结果；而有时,当他们想证明别的东西时,又说权力产生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所谓的文化史学家--遵循通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这些通史学家有时把作家和贵妇人当作产生事件的力量--他们又把这种力量看作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在所谓的文化--即精神活动中看到了它。

文化史学家对他们的祖先--通史作家--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彼此对待来加以解释,那么为什么不能用这样那样的人写了这样那样的书来解释呢？在伴随每个重要现象的无数迹象中,这些史学家选取了精神活动的迹象,并说这个迹象就是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精神活动,但只有勉强才能承认精神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并且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精神活动控制了人们的行为,因为这种观点得不到事实的支持,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由平等学说导致的极其残酷的屠杀,或者由博爱说教导致的极其残酷的战争和处决。

但是,即使承认这些历史中充满的巧妙编造的所有论点都是正确的--承认民族被某种称为思想的无定义力量所支配--历史的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回答,而且除了以前君主的权力以及通史学家所引入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更新的力量--思想--其与大众的联系需要加以解释。理解拿破仑拥有权力因而事件发生了是可能的；稍加努力甚至可以设想拿破仑连同其他影响是事件的原因；但是,一本书--《社会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如果不解释这种新力量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

毫无疑问,所有同时代活着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因此有可能在人们的精神活动和他们的历史运动之间找到某种联系,正如可以在人类运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或任何其他你喜欢的事情之间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学家认为精神活动是全部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这很难理解。只有以下考虑可能使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1）历史是由学者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且乐意认为他们这个阶层的活动构成了全人类运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士兵也自然且乐意持有类似的信念一样（如果他们不表达出来,那仅仅是因为商人和士兵不写历史）；（2）精神活动、启蒙、文明、文化、思想--这些都是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在它们的旗帜下很容易使用含义更不确定的词语,因此可以方便地引入任何理论。

但是,且不说这类历史的内在品质（它们可能对某些人有用）,文化史--所有通史越来越趋向于接近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严肃而细致地考察各种宗教、哲学和政治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之后,一旦它们不得不描述一个实际的历史事件,例如1812年的战役,它们就不由自主地将其描述为行使权力的结果--并且明确说那是拿破仑的意志的结果。这样说着,文化史学家就不自觉地自相矛盾,表明他们发明的新力量并不能解释历史中发生的事情,而只有引入一种他们显然不承认的权力才能解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