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Eleven: 1812 – Chapter five (第五章)

就在那个紧要关头,当面临比不战而退更重大的局面--即弃守并焚毁莫斯科时,那位通常被描绘为此事件始作俑者的罗斯托普钦,其行事方式与库图佐夫截然不同。

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后,弃守并焚毁莫斯科已不可避免,正如军队不战而撤出莫斯科一样。

每一个俄国人或许都能预见到这一点,并非通过推理,而是凭借我们每个人以及父辈内心深处的感受。

自斯摩棱斯克起,所有俄国土地上的城镇和村庄都发生了与莫斯科同样的情况,而罗斯托普钦伯爵及其传单并未参与其中。人们平静地等待着敌人,没有骚乱、激动或撕裂任何人,而是直面命运,内心感到有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刻找到该做的事。当敌人逼近时,富裕阶层弃下财产离开,而较穷的人留下并烧毁、摧毁了剩余的一切。

这种现状将如此且永远如此的意识,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心中。1812年,俄国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也怀有这种意识,并预感莫斯科会被占领。那些早在七月和八月初就离开莫斯科的人,早已表露出这种预期。他们带走能带的东西,抛下房屋和半数家产--这样做是出于内隐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以豪言壮语或献祭子女以拯救祖国之类的矫饰之举来表达,而是低调、自然、有机地流露,因而总能产生最强大的结果。

“临阵脱逃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逃离莫斯科,”人们被告知。在罗斯托普钦的传单中,他反复强调离开莫斯科是羞耻的。人们耻于被称为懦夫,耻于离开,但终究还是走了,因为他们知道非走不可。他们为什么走？不可能认为是罗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征服地施暴的恐怖描述吓倒了他们。最先离开的是富有的有教养阶层,他们深知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并且在拿破仑占领期间,居民们还能愉快地消磨时光,与俄国人--尤其是俄国女士们--当时非常喜欢的迷人法国人交往。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而言,在法国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否安好,根本无需讨论。落在法国统治下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那将是最糟糕的事。他们在博罗季诺战役之前就已经离开,而在战役之后离开得更快,尽管罗斯托普钦呼吁保卫莫斯科,尽管他宣布要携带灵验的伊比利亚圣母圣像去作战,尽管他提到要用气球摧毁法军,尽管他在传单里写了种种荒谬言论。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如果军队无法取胜,那也不能带着年轻小姐和家中的农奴到莫斯科的三山地区去抗击拿破仑,他们必须离开,尽管对抛下财产任其毁灭感到惋惜。他们离开时并未深思,这座宏伟富庶的城市被弃予毁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座木头建筑众多的伟大城市,一旦居民弃之而去,势必焚毁。他们各自离去,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离去,才促成了那件将永远成为俄国人民最伟大荣耀的重大事件。那位担心被罗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阻止,早在六月就带着她的黑奴和女丑角们从莫斯科搬到萨拉托夫庄园的女士,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并非波拿巴的奴仆--她其实质朴而真实地完成了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

然而罗斯托普钦伯爵--他时而嘲讽那些离开莫斯科的人,时而又下令迁移政府机关；时而给喝醉的暴民分发毫无用处的武器,时而又组织圣像游行,时而又禁止奥古斯丁神父转移圣像或圣徒遗骸；时而征用莫斯科所有私人大车,用其中一百三十六辆运走莱皮希正在建造的气球,时而又暗示自己将焚毁莫斯科并讲述自己如何烧掉自家房屋；时而撰写布告向法国人义正词严地控诉他们毁了他的孤儿院,时而又将暗示过要焚毁莫斯科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时而又否认这一行为；时而命令民众抓捕所有间谍送来,时而又责备他们这样做；时而将所有法国居民逐出莫斯科,时而又允许奥贝尔-沙尔梅夫人（整个莫斯科法国侨民圈的核心人物）留下,却下令逮捕并流放德高望重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而并无具体罪名；时而在三山集结民众抗击法军,时而又为了摆脱民众,将一个人交给他们杀死,自己从后门溜走；时而宣称自己不会在莫斯科陷落后苟活,时而又在纪念册上用法语写诗谈论自己在此事件中的角色--这个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之事的意义,只想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好让自己显得英勇爱国；他像个孩子一样戏弄那重大而不可避免的事件--弃守并焚毁莫斯科--用他那微小的手时而加速、时而阻止那裹挟着他一同前行的巨大民众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