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 Waterloo – Chapter eighteen: A Recrudescence of Divine Right (第十八章: 神权复燃)

独裁政体结束了。整个欧洲体系土崩瓦解。帝国陷入了一种如同罗马帝国谢世时的阴郁。我们再次看到深渊,正如蛮族入侵的时代；只不过一八一五年的蛮族--应当用其昵称“反革命”--喘息未久,便气衰力竭,戛然而止。帝国被人哀悼--让我们承认这一事实--而且是被英雄的眼睛所哀悼。如果光荣在于化为权杖的利剑,帝国本身就是光荣的化身。它曾将专制所能给予的全部光芒洒向大地--一种幽暗的光芒。我们还要说:一种晦暗的光芒。与真正的白昼相比,那是黑夜。这黑夜的消失犹如日食般令人愕然。

路易十八重返巴黎。七月八日的旋转舞抹去了三月二十日的狂热。科西嘉人成了贝亚恩人的对立面。杜伊勒里宫圆顶上的旗帜变成了白色。流亡者登上了王位。哈特威尔的松木桌摆到了百合花图案遍布的路易十四宝座之前。布汶和丰特努瓦被提及,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奥斯特利茨已经成了陈年旧事。

祭坛与王座庄严地携手。19世纪社会健康最无可争议的形式之一在法国和整个大陆建立起来。欧洲戴上了白色帽徽。特雷斯泰永备受颂扬。“众王之王”的徽识再次出现在奥赛河岸兵营正面的石制光芒上。昔日有帝国卫队的地方,如今有了一座红房子。卡鲁塞尔凯旋门满载着它难以承受的胜利,在这些新事物中格格不入,或许还为马伦戈和阿尔科拉感到些许羞愧,于是它借助昂古莱姆公爵的雕像摆脱了窘境。马德兰墓地--一七九三年可怕的穷人的坟场--如今覆盖着碧玉和大理石,因为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骨安息在那尘埃之中。

在万塞讷的护城河边,一根墓穴般的柱子从地下升起,令人记起昂吉安公爵恰恰是在拿破仑加冕的那个月逝世的。曾为加冕祝福的教皇庇护七世,在离这死亡很近的地方,平静地为坠落赐福,正如他曾为升腾赐福一样。在申布伦宫,有一个四岁的幼小影子,称他为罗马王便是大逆不道。这些事情发生了,国王们重登宝座,欧洲的主人被关进了笼子,旧制度变成了新制度,大地上所有的阴影与光芒都变换了位置--因为在一个夏日午后,一个牧羊人在森林里对一个普鲁士人说:“走这边,别走那边！”

这个一八一五年是一个阴郁的四月。古老、有害而有毒的实体披上了新装。谎言与一七八九年联姻；神权戴上了宪章的假面具；虚构变成了宪制；偏见、迷信与保留意见,连同藏在心底的第十四条,都涂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光泽。这是蛇的蜕皮。

人被拿破仑变得既更伟大又更渺小。在这辉煌物质的统治下,理想竟被冠以“意识形态”这个怪异的名字！一位伟人嘲弄未来,乃是严重的轻率之举。然而,那些作为炮灰却深爱炮手的人民,仍在用目光寻找他。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拿破仑死了,”一个过路人向一位马伦戈和滑铁卢的老兵说道。“他死了！”那士兵喊道,“你根本不懂他。”即使是失败后,人们的想象仍对这个男人不信任。

在滑铁卢之后,欧洲深处充满了黑暗。在拿破仑消失后,某种巨大的虚空久久空置。

国王们将自己安置在这个虚空中。古老的欧洲借此进行改革。有了一个神圣同盟；佳盟,美丽的同盟,滑铁卢的那片不祥战场早已预示。

在重建的古老欧洲面前,新法兰西的轮廓勾勒出来。皇帝曾团结的未来,如今登场了。它的额头上闪烁着自由之星。所有年轻一代的热切目光都投向它。奇特的事实！人们在同一时刻既热爱未来、自由,又热爱过去、拿破仑。失败使被征服者更加伟大。倒下的波拿巴似乎比挺立的拿破仑更高大。那些胜利者感到了恐惧。英国用哈德逊·洛看守他,法国用蒙舍努监视他。他交叉的双臂成了王座的不安之源。亚历山大一世称他为“我的不眠之惧”。这种恐惧源于他体内所含的革命的量。这解释并宽恕了波拿巴派自由主义。这个幽灵令旧世界颤抖。国王们统治着,却心神不宁,因为圣赫勒拿岛的岩石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当拿破仑在朗伍德垂死挣扎时,在滑铁卢战场上倒下的六万人正静静腐烂,他们身上的某种宁静弥漫于世界。维也纳会议在一八一五年缔结了条约,欧洲称之为复辟时期。

这就是滑铁卢。

但这与无限何干？那场风暴,那团乌云,那场战争,然后是那和平？所有那黑暗,不曾片刻扰乱那巨大明眸的光芒--在这只眼前,一片草叶上跳跃的小虫与从圣母院钟楼间翱翔而过的雄鹰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