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VII. Parenthesis – Chapter three: On What Conditions One Can (第三章:论什么条件下可以)

修道院制度,正如它曾在西班牙存在过,也正如它至今仍在西藏存在的模样,是一种文明中的痨病。它让生命戛然而止,直接造成人口的凋零。禁闭即是阉割。它曾是欧洲的灾祸。再加上对良心的种种强暴、被迫的出家、靠着修道院撑腰的封建制度、长子将家族过剩人口倾注到修道院的惯例、我们刚刚提及的那些残暴行径--活埋牢、紧闭的双唇、封塞的头脑、无数不幸的灵魂被囚禁在永恒誓愿的地牢中、穿上修道服便是活埋生灵。将个人的酷刑叠加于民族的堕落之上,无论你是谁,面对那件袈裟和那块面纱--那两件人类设计的裹尸布--都会不寒而栗。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尽管有哲学、有进步,修道院的精神在19世纪的腹地依然顽固存在,而眼下一种奇特的苦行复兴,正令文明世界瞠目结舌。陈旧制度的固执延续,好比变质的香水非要我们涂抹在头发上,腐败的鱼坚持要被人吃掉,孩童的衣服执意要裹住成年人的身体,死人眷恋着要回来拥抱活人。

“忘恩负义的东西！”衣服说,“我在恶劣天气里保护过你,你为什么要把我抛开？”鱼说:“我刚刚从深海来。”香水说:“我曾经是一朵玫瑰。”死尸说:“我曾经爱过你。”修道院说:“我曾经教化过你。”

对此只有一句回答:“那是在从前。”

梦想着腐朽之物的无限延续,梦想着靠涂香膏来治理人类；修复那些处于糟糕状态的教条,给神龛重新镀金,修补修道院的回廊,重新祝福圣骨匣,重新供奉迷信,重新喂养狂热,给圣水刷和军国主义装上新手柄,重组修道院和军国主义；相信靠增加寄生虫就能拯救社会,把过去强加给当下--这看起来十分荒唐。然而,却有一些理论家持有这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家,在其他方面也算有才智的人,采用一套极其简单的程序:他们将一种釉彩涂抹在过往之上,称之为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对长者的尊敬、古老的权威、神圣传统、正统、宗教；然后四处叫嚷:“看啊！正直的人们,拿去用吧。”这种逻辑古已有之,占卜者就擅长此道。他们用白粉涂抹一头黑色小母牛,然后说:“她是白的--Bos cretatus（涂白的牛）。”

至于我们,我们对过去有时也怀着尊敬,而且我们放过它,前提是它甘愿死去。如果它执意要活着,我们就攻击它,并试图杀死它。迷信、偏执、虚假的虔诚、偏见--这些形态,无论它们呈现何种面貌,都顽强地恋生；它们在自己的烟雾中也有牙齿和利爪,我们必须与它们贴身肉搏,向它们开战,且永不妥协；因为人类注定要与幽灵永恒搏斗,这是人类的宿命之一。要扼住黑暗的喉咙并将其摔倒在地,谈何容易。

在法国,在19世纪光天化日之下,一座女修道院就像一所面对光明的猫头鹰学院。一座修道院,在禁欲主义现行之时,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城市心脏地带,罗马在巴黎绽放,这便是一种时代错位。在平常时期,要消除这种时代错位并令其消失,只需让它拼写出日期即可。但我们并非处于平常时期。

让我们战斗。

让我们战斗,但让我们有所区分。真理的特性是永远不走极端。它何需夸张？有些东西必须摧毁,而有些东西只需阐明和审视。友善而严肃的审视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啊！我们不要在一处只需要光亮的地方动用火焰。

因此,就19世纪而言,我们作为总体原则,反对所有民族--无论亚洲还是欧洲,无论印度还是土耳其--的禁欲式关闭修行。凡是修道院,就相当于沼泽。它们的腐烂显而易见,它们的停滞有害健康,它们的发酵使人发烧、萎靡；它们的大量繁殖成了埃及的灾祸。我们一想到那些地方--苦行僧、和尚、圣徒、希腊修士、马拉布特、佛僧、托钵僧如虫豸般大量繁殖--就不禁战栗。

说了这些之后,宗教问题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某些神秘乃至可怖的侧面；请允许我们定睛注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