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V. The Descent – Chapter twelve: M. Bamatabois's Inactivity (第十二章:巴马达波先生的无所事事)

所有小城镇里,尤其是在滨海蒙特勒伊,都有这么一类年轻人:他们每年挥霍一千五百法郎,那副派头就跟他们在巴黎挥霍二十万法郎的同类一模一样。他们属于那个庞大的中性族群--无能之辈、寄生虫、零头角色；有几分田地,几分傻气,几分小聪明；在客厅里像个乡巴佬,在酒馆里却自以为是绅士；嘴里念叨着“我的田地、我的佃农、我的树林”；在剧院里朝女演员喝倒彩,以证明自己有品位；跟驻军军官吵架,以证明自己是条好汉；打猎、抽烟、打哈欠、喝酒、满身烟味、打台球、盯着从驿车上下来的人看、泡在咖啡馆里、在旅店吃饭、养一条在桌下啃骨头的狗,还有一个在桌上吃菜的情妇；他们吝啬到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却又要赶时髦；崇拜悲剧,鄙视女人；把旧靴子穿破,通过巴黎模仿伦敦,又通过蓬塔穆松模仿巴黎；老了变成蠢货,从来不工作,毫无用处,也造不成什么大害。

如果费利克斯·托洛米埃先生一直待在本省,从未见过巴黎,他也会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如果他们再有钱些,人们会说:“他们是纨绔子弟”；如果更穷些,人们会说:“他们是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不过是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这些无事可做的人中,有讨人嫌的、有感到厌倦的、有做白日梦的,还有些无赖。

在那个时期,一个花花公子的标配是:高高的领子,大大的领结,一只挂满小饰品的怀表,三件颜色不同的马甲叠穿--红的和蓝的在里面；一件橄榄色的短腰外套,下摆像鳕鱼尾巴,两排银扣子紧紧并排,一直扣到肩膀；一条颜色稍浅的橄榄色裤子,两条接缝上装饰着数目不定、但总是参差不齐的线条,从一条到十一条--这一界限从未被超越。再加上高帮皮鞋,鞋跟上带小铁片；一顶窄边高帽,头发梳成一撮,手杖又粗又大,说话时夹杂着波蒂埃式的俏皮话。此外还有马刺和胡子。在那个年代,胡子代表市民,马刺代表步行者。

外省的花花公子则戴着最长最尖的马刺,留着最粗最凶的胡子。

那正是南美各共和国与西班牙国王交战、玻利瓦尔对抗莫里略的时期。窄边帽是保皇派,被称为“莫里略帽”；自由派戴宽边帽,被称为“玻利瓦尔帽”。

因此,在前面所述之事发生八至十个月后,大约在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一个雪夜,这样一位花花公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个“正统思想者”,因为他戴着莫里略帽,而且天气寒冷,他身上还裹着那种时髦大衣--正在军官咖啡馆门前,拿一个在附近徘徊的可怜虫取乐。那可怜虫穿着舞会礼服,袒露着脖子,头上插着花。这个花花公子抽着烟--因为他绝对是时髦人物。每当那女人从他面前经过,他就喷出一口烟,冲她说些自认为俏皮有趣的话,比如:“你好丑！--快给我滚开！--你连牙都没有了！”等等。这位先生就是众所周知的巴马达波先生。那个女人,一个忧郁的、装饰过的幽灵,在雪地里来回走动,对他不吭一声,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默默地、带着阴沉而有规律的步态继续踱步,每五分钟就进入他嘲讽的射程,像那个被判了鞭刑的士兵,一次次回到鞭子底下。他见效果甚微,大概觉得扫兴；趁她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像狼一样蹑手蹑脚跟到她身后,忍住笑,弯腰从人行道上抓了一把雪,猛地塞进她后背,正好塞进她裸露的双肩之间。那女人发出一声嚎叫,转过身来,像一头豹子似的纵身一跃,扑向那个男人,手指抠进他的脸,同时嘴里迸出最不堪入耳的脏话,那话简直像是从营房里掉进了阴沟。这些辱骂声因酒劲而变得嘶哑,的确从那缺了两颗门牙的嘴里可怕地涌了出来。她就是芳汀。

这动静一闹,军官们成群从咖啡馆里跑出来,路人聚拢过来,一个又大又欢乐的圈子形成了,人们起哄喝彩,围着这个由两个很难分清男女的身影组成的旋风:那男人挣扎着,帽子掉在地上；那女人赤手空拳又踢又打,光着头,吼叫着,没了头发也没了牙齿,气得脸色发青,狰狞可怕。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人群中敏捷地走出来,抓住那女人满是泥浆的缎子胸衣,对她说:“跟我来！”那女人抬起头；她狂暴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呆滞；她不是发青,而是变得惨白,浑身恐惧地颤抖着。她认出了沙威。那个花花公子趁机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