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纯真年代》第6章,包含英文原文、简体中文翻译、详细的雅思词汇及解释,以及英文原文音频。边听边提升阅读技巧。
那天晚上,杰克逊先生告辞后,女士们退回到印花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彻思绪重重地登上楼,回到自己的书房。照例有一双悉心照看的手,让炉火保持旺盛,灯盏明亮如初；房间里一排排的书、壁炉架上青铜和钢制的“击剑者”小雕像,以及许多名画照片,显得异常温馨宜人。
当他跌进炉火旁的扶手椅时,目光落在一张梅·韦兰的大照片上,那是他们恋爱初期这位年轻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取代了桌上所有其他肖像。他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感,端详着这位年轻女子坦荡的额头、严肃的双眼和明媚天真的嘴唇--他即将成为她灵魂的守护者。这个他所属并信仰的社会体系所产生的可怕产物,这个一无所知却期望一切的年轻女孩,通过梅·韦兰熟悉的容颜,像个陌生人般回望着他；他再次意识到,婚姻并非他从小被教导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泊锚地,而是一次驶向未知海域的航程。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案子搅动了他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让它们危险地在他脑海中漂移。他自己的那句感慨:“女人应当自由--像我们一样自由,”却触及了一个问题的根本,而在他所处的世界里,这个问题被一致视为不存在。然而,那些“无足轻重”的女人,无论受到怎样不公的对待,也绝不会要求他所指的那种自由,因此像他这样胸怀宽广的男人--在激烈的辩论中--反而更骑士般地愿意将这种自由让渡给她们。这种口头上的慷慨,实际上不过是无情礼俗的虚伪外衣,正是这些礼俗维系着一切,把人死死钉在老规矩上。但此刻,他却承诺要为他未婚妻的表姐辩护那种行为,而若发生在他自己妻子身上,那将让他有理由招致教会和国家的所有雷霆之怒。
当然,这困境纯属假设；既然他不是个波兰贵族恶棍,去揣测如果他真是那样,他妻子的权利会如何,就显得荒谬了。但纽兰·阿彻想象力太丰富,不禁感到在他和梅的情况下,这纽带也可能因远为微妙、难以言喻的原因而让他感到被束缚的痛楚。既然作为一个“正派”人,他有责任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而作为一个待嫁姑娘,她的责任则是没有过去需要隐瞒,那么他和她究竟能真正了解彼此多少呢？倘若由于某些更微妙的、对两人都有影响的原因,他们厌倦了彼此、误解或激怒了彼此呢？他回顾了朋友们那些婚姻--那些被认为是幸福的--却没发现一桩能勉强接近他为自己与梅·韦兰所描绘的那种,既充满激情又温柔体贴的终身伴侣关系。
他意识到,这样一幅图景预设了她具备经验、多才多艺和判断自由,而这些正是她被精心训练所不具备的；带着一阵不祥的寒意,他看到自己的婚姻正变成周围大多数婚姻那样:一种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沉闷结合,靠一方的无知和另一方的虚伪维系着。劳伦斯·莱弗茨在他脑海中浮现,作为最完全实现了这一令人羡慕理想的丈夫。作为形式的最高祭司,他塑造了一个妻子,如此完全地符合他自己的便利,以至于在他频繁与别人妻子发生风流韵事的最显眼时刻,她却浑然不觉,笑吟吟地照常出入,说“劳伦斯真是太严格了”；而且众所周知,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朱利叶斯·博福特（作为一个出身可疑的“外国人”）在纽约有个所谓的“另一处家室”时,她会愤慨地脸红并移开目光。
阿彻试图安慰自己,想着自己并不像拉里·莱弗茨那么蠢,梅也不像可怜的格特鲁德那么单纯；但这差异终究是智力上的,而非标准上的。实际上,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象形文字般的世界里,真实从未被宣之于口、付诸行动,甚至未曾被真正思及,而只是通过一套任意的符号来代表；就像韦兰夫人,她完全清楚为什么阿彻敦促她在博福特舞会上宣布她女儿的订婚（也确实期待他这么做）,却感觉必须假装不情愿,摆出一副被迫就范的样子,正如那些先进文化人士开始阅读的关于原始人的书中,野蛮新娘被尖叫着从父母的帐篷里拖走一样。
结果当然是,这位作为这套精心设计的神秘体系中心的年轻女孩,却因其坦率和自信而更显得难以捉摸。她坦率,可怜的小宝贝,因为她没什么可隐瞒；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提防；以这样贫乏的准备,她将一夜之间被抛入人们委婉称为“生活的真相”的领域。
这个年轻人真诚而平静地坠入了爱河。他喜爱未婚妻容光焕发的美貌、她的健康、她的骑术、她在游戏中的优雅敏捷,以及在他指导下开始培养的对书籍和思想的羞怯兴趣。（她已进步到能和他一起嘲笑《国王叙事诗》,但还感受不到《尤利西斯》和《食莲者》的美。）她直率、忠诚而勇敢；她有幽默感（主要通过她笑他的笑话来证明）；他怀疑,在她天真凝视的灵魂深处,蕴藏着一丝待他去点燃的暖意。但当他匆匆检视她的一切后,却沮丧地想到所有这些坦率和天真都只是人造产物。未经训练的人性并不坦率和天真；它充满了本能的诡计所扭曲的曲折和防卫。他感到自己被这种人为纯洁的创造所压迫,这种纯洁由母亲、姑姨、祖母以及早已作古的列位女祖精心合谋、巧妙炮制而成,因为据说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有权利拥有的,以便他能行使他老爷般的乐趣,像打碎一尊雪像一样粉碎它。
这些反思有些陈词滥调:它们是年轻人在婚礼日临近时惯有的想法。但它们通常伴随着一种愧疚和自我贬低感,而纽兰·阿彻却毫无察觉。他无法哀叹（像萨克雷的主角们常做的那样,这让他恼火）自己没有一张白纸献给新娘,以交换她将要给他的那张无瑕之页。他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如果他被像她那样抚养长大,他们就会像林中小孩一样不谙世故；尽管他焦虑地思索,他也看不到任何诚实的理由（任何与他自己一时的快乐和男性虚荣激情无关的理由）,为什么他的新娘不应该被允许拥有与他相同的经验自由。
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注定会在他脑海中漂过；但他意识到,它们令人不安的持续和精确,要归咎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不合时宜的到来。此刻,正值他的订婚时刻--一个该有纯洁思想和无云希望的时刻--他却像是被人用草叉一把扔进了丑闻的漩涡,这激起了他所有宁愿置之不理的特殊问题。“该死的埃伦·奥兰斯卡！”他嘟囔着,一边盖好炉火开始脱衣。他真不明白她的命运怎么会与他的有丝毫关联；但他模糊地感到,自己才刚刚开始估量,这份因订婚而强加于他的“捍卫者”职责所蕴含的风险。
洛弗尔·明戈特家族发出了所谓“正式晚宴”的请柬（即额外三名男仆、每道菜两盘、中间上一道罗马潘趣酒）,并在邀请函顶部写上“为迎接奥兰斯卡伯爵夫人”,遵循好客的美国习俗,待陌生来客如同王公贵族,至少也像外国使节。
宾客名单的遴选既大胆又精到,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凯瑟琳大帝的果断手笔。除了像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这样的老牌常客（他们因一贯如此而被到处邀请）、有亲戚关系的博福特夫妇、以及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和他妹妹索菲（她哥哥让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之外,还有一些最时尚却又无可指摘的主导“年轻已婚”圈子成员:劳伦斯·莱弗茨家族、莱弗茨·拉什沃思夫人（那位可爱的寡妇）、哈利·索利家族、雷吉·奇弗斯家族、年轻的莫里斯·达戈内特和他的妻子（她是范德卢顿家的人）。这伙人确实相得益彰,因为所有成员都属于那个小小的内部圈子,在漫长的纽约季里,他们日日夜夜一起嬉戏,热情似乎从未减退。
四十八小时后,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除了博福特夫妇和老杰克逊先生及其妹妹,每个人都拒绝了明戈特家族的邀请。这种蓄意的怠慢因以下事实而更显突出:甚至雷吉·奇弗斯家族,作为明戈特家族的一员,也加入了施加怠慢的行列；并且所有回绝信的措辞如出一辙,都只“遗憾无法接受”,而没有按照一般礼节所规定的“已有约在先”这类缓和理由。
在那个时代,纽约社交圈实在太小,资源也太有限,上至名流,下至马夫、管家、厨子,无人不晓哪些晚上谁家有空；因此,洛弗尔·明戈特夫人邀请函的收件人就能残忍地表明他们决意不见奥兰斯卡伯爵夫人。
这一打击出乎意料；但明戈特家族以其一贯作风,勇敢面对。洛弗尔·明戈特夫人将此事透露给韦兰夫人,后者又透露给纽兰·阿彻；阿彻对这种侮辱义愤填膺,充满激情且权威地向他母亲求助；母亲在经过一段痛苦的内心的抗拒和外表的拖延后,屈服于他的恳求（她总是如此）,并立即以加倍的干劲支持他的主张--这干劲正来自于她先前的犹豫--戴上她那顶灰色天鹅绒软帽,说道:“我去见见路易莎·范德卢顿。”
纽兰·阿彻时代的纽约是一座小而滑的金字塔,其中几乎没有出现裂缝或立足点。它的基底是阿彻夫人所称的“平民百姓”的坚实根基；这是一群可敬但默默无闻的体面家庭（如斯派塞家族、莱弗茨家族或杰克逊家族）,他们通过与某个统治家族联姻而被提升到更高层次。阿彻夫人总说,人们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了；随着老凯瑟琳·斯派塞统治第五大道的一端,朱利叶斯·博福特统治另一端,你很难指望旧传统还能长久维持。
从这个富裕但不显眼的底层坚定地向上收缩,是那个紧密而主导的群体,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和曼森家族都积极地代表着他们。大多数人以为他们是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自己（至少阿彻夫人那一代人）意识到,在专业系谱学家眼中,只有更少的家族能声称拥有那种卓越地位。
“别告诉我,”阿彻夫人会对她的孩子们说,“那些现代报纸上关于纽约贵族的胡言乱语。如果真有的话,明戈特家族或曼森家族都不属于它；不,纽兰家族或奇弗斯家族也不属于。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只是可敬的英国或荷兰商人,他们来到殖民地发财,并因为做得太好而留了下来。你们的一位曾祖父签署了《独立宣言》,另一位是华盛顿麾下的一名将军,在萨拉托加战役后接受了伯戈因将军的剑。这些都是值得骄傲的事,但与等级或阶级无关。纽约一直是个商业社区,其中能声称真正意义上贵族出身的家族不超过三个。”
阿彻夫人和她的子女,就像纽约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些特权者是谁: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家族,来自一个与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联姻的古老英国郡县家族；兰宁家族,他们与德格拉斯伯爵的后代通婚；以及范德卢顿夫妇,曼哈顿首任荷兰总督的直系后裔,并通过革命前的婚姻与法国和英国贵族中的几位成员有亲戚关系。
兰宁家族仅存于两位非常年迈但活泼的兰宁小姐,她们在家传肖像和奇彭代尔家具中快乐而怀旧地生活；达戈内特家族是个大家族,与巴尔的摩和费城的名门望族联姻；但范德卢顿夫妇,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已褪入一种超凡脱俗的暮色之中,其中只有两个身影引人注目地浮现:亨利·范德卢顿先生和夫人。
亨利·范德卢顿夫人曾是路易莎·达戈内特,她的母亲是杜拉克上校的孙女,杜拉克上校来自海峡群岛一个古老家族,曾在康沃利斯麾下作战,战后与他的新娘安杰莉卡·特雷文纳夫人--圣奥斯特雷伯爵的第五个女儿--定居在马里兰。达戈内特家族、马里兰的杜拉克家族以及他们贵族康沃尔亲戚特雷文纳家族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密切而热诚。范德卢顿先生和夫人不止一次长期拜访现任特雷文纳家族族长圣奥斯特雷公爵,在他康沃尔的乡间宅邸和格洛斯特郡的圣奥斯特雷；公爵也常宣布他打算有一天回访（不带公爵夫人,她害怕大西洋）。
范德卢顿先生和夫人的时间分配在特雷文纳、他们在马里兰的庄园、以及斯库特克利夫之间,后者是哈德逊河上的大片地产,曾是荷兰政府对著名首任总督的殖民地赠予之一,而范德卢顿先生仍是其“庄园主”。他们在麦迪逊大道的巨大肃穆住宅很少开放,当他们进城时,只在那里接待最亲密的朋友。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纽兰,”他母亲在棕色双座马车门前突然停下说。“路易莎喜欢你；当然,我采取这一步是为了亲爱的梅--也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致,就再也不会有社交圈这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