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间自己的房间》第2章,包含英文原文、简体中文翻译、详细的雅思词汇及解释,以及英文原文音频。边听边提升阅读技巧。
场景--如果您愿意随我移步的话--已经变了。树叶仍在飘落,但地点换成了伦敦,而非牛津和剑桥；我必须请您想象一个房间,与万千房间相似,窗户望出去是人们的帽子、货车和汽车,以及对面的窗户,房间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用大字写着“女性与小说”,但仅此而已。在牛津和剑桥午餐和晚餐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造访大英博物馆,这实在不幸。我们得从所有这些印象中滤去个人的、偶然的成分,从而萃取出纯粹的流质,那真理的香精油。因为那次牛津和剑桥之行以及午宴和晚宴,引发了一连串问题。为何男人饮酒而女人喝水？为何一个性别如此富裕而另一个如此贫穷？贫困对小说有何影响？艺术创作需要哪些条件？--无数问题瞬间涌现。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而答案只能通过咨询那些博学且无偏见的学者获得,他们超脱了口舌之争和肉体的困惑,将推理与研究的结果呈现在书籍中,这些书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找到。如果真理不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我自问,拿起笔记本和铅笔,真理又在何处？
如此装备整齐,如此信心满满而又充满探究欲,我动身去追寻真理。那天虽未真正下雨,却阴沉沉的,博物馆附近的街道上满是敞开的煤洞,麻袋正倾泻而下；四轮马车停靠路边,将捆扎的箱子卸在人行道上,里面想必装着某个瑞士或意大利家庭的全部衣橱,他们来此寻找财富或避难所,或是其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寄宿公寓冬季里可得的诱人物品。通常那些嗓音嘶哑的男子推着载有植物的手推车在街上游行。有人叫卖；有人歌唱。伦敦宛如一座工坊。伦敦宛如一台机器。我们都在这平坦的基础上被来回投射,以构成某种图案。大英博物馆是这工厂的另一个部门。旋转门晃动着打开；人站在那巨大的穹顶之下,仿佛成了某个宏伟思想的一部分,这思想栖居于一个光秃秃的巨大前额,而前额又辉煌地环绕着一圈显赫的名字。人走向柜台；取一张纸片；翻开目录的一卷,然后……这里的五个点代表了五分钟的目瞪口呆、惊异与困惑。您可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籍被撰写？您可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男性所写？您是否意识到,自己或许是宇宙中被讨论最多的动物？我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而来,原打算花一个上午阅读,以为到上午结束时便能将真理誊录到笔记本上。但我想,我需要成为一群大象,一片蜘蛛的荒野--我绝望地援引那些据说寿命最长、眼睛最多的动物--才能应对这一切。我需要钢爪和铜喙,方能穿透这外壳。如何从这浩如烟海的纸张中寻得真理的颗粒？我自问道,绝望地让目光在长长的书名列表上来回游移。甚至这些书名都令我深思。性别及其本质或许能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但令人惊讶且难以解释的是,性别--即女性--竟也吸引着讨人喜欢的散文家、笔触轻佻的小说家、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未取得学位的人；除了不是女人外毫无明显资格的人。这些书中,有些表面轻浮滑稽；但另一方面,许多却严肃而富有预言性,道德劝诫,苦口婆心。仅仅阅读这些标题,就让人联想到无数的校长、无数的牧师登上讲台和布道坛,滔滔不绝地讲述,其冗长远超通常分配给这一主题的时段。这是一种极其奇特的现象；而且显然--此处我查阅了字母M--仅限于男性。女性不写关于男性的书--这一事实我不禁欣慰地欢迎,因为如果我必须先读完男性所写关于女性的一切,再读完女性所写关于男性的一切,那么百年一开的芦荟也会在我动笔之前绽放两次。于是,我随意选择了十几卷左右,将纸片送入铁丝托盘,在自己的隔间里等待,置身于其他追寻真理香精油的探索者之中。
那么,这种奇特的差异缘由何在？我一边纳闷,一边在英国纳税人为其他目的提供的纸片上画着车轮。为何根据这份目录,女性对男性而言远比男性对女性更有趣？这似乎是个非常奇怪的事实,我的思绪飘散开,去勾勒那些以撰写女性之书为业的男人们的生活；他们是老是少,已婚未婚,红鼻头还是罗锅背--无论如何,这么去想象他们,都让我隐约觉得受宠若惊,只要这不完全来自残疾和体弱之人--我如此思忖,直到所有这类轻浮念头被滑落到我面前书桌上的一堆书籍所淹没。现在麻烦开始了。在牛津和剑桥受过研究训练的学生,无疑有某种方法引导他的问题避开所有干扰,直至找到答案,就像羊群跑进羊圈。例如,我旁边那位学生正勤奋地从一本科学手册中抄录,我确信他每隔十分钟左右就能提取出纯粹的金块。他满足的轻哼便说明了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未曾受过大学训练,问题非但不会被引向羊圈,反而像受惊的羊群四处乱窜,被一整群猎犬追逐。教授、校长、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记者,以及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资格的人,追逐着我那个简单而单一的问题--为何女性贫穷？--直到它变成五十个问题；直到这五十个问题疯狂地跳入中流,被冲走。我笔记本的每一页都涂满了笔记。为展示我当时的心境,我将向您朗读其中几条,并说明这一页的标题用大写字母简单写着“女性与贫困”；但随后的内容大致如下:
中世纪状况,斐济岛习惯,被奉为女神,道德感较弱,理想主义,更尽责,南海岛民,青春期年龄,吸引力,被用作祭品,脑容量较小,潜意识更深,体毛较少,心智、道德及体力低劣,爱孩子,寿命较长,肌肉较弱,情感强烈,虚荣,高等教育,莎士比亚的观点,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英奇教长的观点,拉布吕耶尔的观点,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观点,……
我在此处喘息,并在页边补充道,确实,塞缪尔·巴特勒为何说,“智者从不言说他们对女性的看法？”智者显然从不说其他话。
但是,我继续着,靠在椅背上,望着那巨大的穹顶--在那里,我是一个单一但此刻有些烦扰的念头--不幸的是,智者对女性的看法从未一致。这里有蒲柏:大多数女性毫无个性。这里有拉布吕耶尔:女性是极端的；她们比男性更好或更糟--这是同时代敏锐观察者的直接矛盾。她们能否受教育？拿破仑认为不能。约翰逊博士持相反意见。她们有灵魂吗？一些野蛮人说没有。另一些人则主张女性半神性,并因此崇拜她们。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较浅；另一些则认为她们意识更深。歌德尊敬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无论望向何处,男性都在思考女性,且想法各异。我断定这一切毫无头绪,羡慕地瞥了一眼隔壁的读者,他正做着最整洁的摘要,标题常以A、B或C开头,而我的笔记本却混乱地涂满了矛盾杂记。这令人沮丧,令人困惑,令人屈辱。真理已从指间溜走。每一滴都已逃逸。
我反思道,我绝不能就这样回家,并在关于女性和小说的研究中严肃地贡献说女性体毛比男性少,或南海岛民的青春期年龄是九岁--还是九十岁？--就连字迹也因分心而难以辨认。整个上午的工作后,拿不出更有分量或更体面的东西,真是丢脸。如果我无法把握W.（为简洁起见,我如此称呼她）过去的真相,又何须烦扰未来的W.？咨询所有那些专攻女性及其对政治、儿童、工资、道德等方面影响的先生们,似乎纯属浪费时间,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且学识渊博。不如让他们的书原封不动。
但在我沉思之际,我不知不觉地,在倦怠与绝望中,画起画来,而我本该像邻座那样写下结论。我画了一张脸,一个身形。那是冯·X教授的脸和身形,他正致力于撰写其巨著《女性在心智、道德及体力上的低劣》。在我的画中,他并非吸引女性的男人。他体型魁梧；下颌宽大；为平衡起见,眼睛极小；面色通红。他的表情暗示他正受某种情绪困扰,使得他猛戳钢笔,仿佛在书写时杀死某种有害昆虫,但即使杀死了它,他仍不满足；必须继续杀戮；即便如此,那种愤懑与烦躁的缘由依然存在。看着我的画,我问,会是他的妻子吗？她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那军官是否苗条优雅,穿着阿斯特拉罕羊皮？根据弗洛伊德理论,他是否在摇篮里被一个漂亮女孩嘲笑过？因为我想,即使是在摇篮里,教授也不可能是个吸引人的孩子。无论原因为何,在我的素描中,教授显得非常愤怒且丑陋,正如他撰写那部关于女性心智、道德及体力低劣的大作时一样。画画是结束一个无益上午工作的懒散方式。然而,正是在我们的闲散与梦境中,潜藏的真理有时浮出水面。一个非常基础的心理学练习--不足以冠以精神分析之名--在查看笔记本时向我显示,那位愤怒教授的素描是在怒气中绘成的。在我出神之际,是愤怒夺过了我的铅笔。但愤怒为何在那里？兴趣、困惑、愉悦、厌倦--所有这些情绪我都能追溯并命名,它们在整个上午相继出现。愤怒这条黑蛇是否潜伏其中？是的,素描说,愤怒在。它明确指向那一本书,那一句话,唤醒了恶魔；正是教授关于女性心智、道德及体力低劣的陈述。我的心跳加速。我的脸颊发烫。我因愤怒而脸红。然而,这并无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无论多么愚蠢。没有人喜欢被告知自己天生不如一个小个子男人--我看了看身旁的学生--他呼吸粗重,戴着现成的领带,两周没刮胡子。人总有某些愚蠢的虚荣。我反思道,这只是人性使然,并开始在愤怒教授的脸上画起车轮和圆圈,直到他看起来像一丛燃烧的灌木或一颗炽热的彗星--总之,一个无人形或无意义的幽灵。教授现在只是汉普斯特德荒野上燃烧的一捆柴薪。很快,我自己的愤怒得到解释并消散；但好奇心仍在。如何解释教授们的怒气？他们为何愤怒？因为分析这些书籍留下的印象时,总有一股热烈的元素。这股热以多种形式显现；体现在讽刺、感伤、好奇、谴责中。但还有另一种元素时常存在,且无法立即辨识。我称之为愤怒。但这是潜入地下并与各种其他情绪混合的愤怒。从其奇特效果判断,这是伪装而复杂的愤懑,而非简单直白的怒气。
无论如何,我审视着书桌上的那堆书,所有这些书对我的目的而言都毫无价值。它们在科学上毫无价值,也就是说,尽管在人性层面,它们充满教诲、趣味、厌倦,以及关于斐济岛民习惯的非常奇怪的事实。它们是在情感的红光而非真理的白光下写就的。因此,必须将它们归还中心服务台,各归其位,回到那巨大的蜂巢中各自的巢室。我从那个上午的工作中挽回的唯一事实便是愤怒。教授们--我如此笼统称呼--是愤怒的。但为何,我自问,归还书籍后,为何,我重复道,站在柱廊下,置身于鸽子和史前独木舟之间,他们为何愤怒？问着自己这个问题,我漫步去找地方用午餐。我暂且称之为愤怒的真实本质是什么？我问道。这是个谜题,将持续整个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小餐馆等待上菜的时间。先前的午餐者将午间版的晚报留在椅子上,等待上菜时,我懒散地读起标题。一条巨大的字母横幅横跨页面。有人在南非得了高分。较小的横幅宣布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日内瓦。地窖里发现了一把沾有人类头发的肉斧。法官大人在离婚法庭评论女性的无耻。报纸上散布着其他新闻。一位电影女演员从加利福尼亚山峰被吊下,悬在半空。天气将起雾。我想,即使是最短暂的访客,拾起这份报纸,从这些零散的证据中也不难意识到,英格兰处于父权统治之下。任何理智之人都能察觉教授的支配地位。权力、金钱和影响力都属于他。他是报纸的所有者、编辑和副编辑。他是外交大臣和法官。他是板球手；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那家向股东支付百分之两百股息的公司董事。他将数百万捐给自己统治的慈善机构和学院。他将电影女演员悬在半空。他将裁定肉斧上的头发是否属于人类；他将宣判凶手无罪或有罪,并绞死他,或释放他。除却雾霭,他似乎掌控一切。然而他愤怒。我由此迹象知道他是愤怒的。当我读到他关于女性的文字时,我想的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他本人。当辩者冷静辩论时,他只思考论点；读者也不禁思考论点。如果他冷静地书写女性,用无可辩驳的证据确立论点,且未流露希望结果偏袒一方的痕迹,人也不会愤怒。人会接受事实,如同接受豌豆是绿色或金丝雀是黄色的事实。本该如此,我本会说。可我之所以愤怒,正是因了他的愤怒。然而,翻着晚报,我想,一个拥有如此权力的人竟会愤怒,这似乎荒谬。或者,我疑惑,愤怒是否是权力的熟稔仆从,随身精灵？例如,富人常愤怒,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夺取财富。教授们,或更准确称之为族长们,可能部分因此愤怒,但部分原因则不那么明显地表露。或许他们根本不“愤怒”；实际上,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常常是钦佩、忠诚、堪称楷模的。或许当教授过于强调女性的低劣时,他关心的不是她们的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是他颇为鲁莽且过分强调地保护的东西,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无价之宝。对两性而言--我看着他们,在人行道上挤过--生活都是艰辛、困难、永无止境的挣扎。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或许,作为幻想的造物,我们最需要的是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像摇篮中的婴儿。如何最迅速地产生这种无形却无比宝贵的品质？通过认为他人不如自己。通过感觉自己拥有某种天生优越--可能是财富、地位、挺直的鼻梁,或罗姆尼绘制的祖父肖像--因为人类想象的可怜手段无穷无尽。因此,对必须征服、必须统治的族长而言,感觉到众多人,实际上是半个人类,天生不如自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确实是他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让我将这观察之光投向现实生活,我想。它是否有助于解释日常生活中边注的一些心理谜题？是否解释了我前几天的惊讶,当Z,最仁慈、最谦逊的人,拿起丽贝卡·韦斯特的某本书,读了一段,惊呼道:“十足的女权主义者！她说男人是势利眼！”这惊呼对我如此意外--因为韦斯特小姐对另一性别做出可能真实但非恭维的陈述,为何就成了十足的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是受伤虚荣的哭喊；这是对他相信自己权力受到侵犯的抗议。女性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充当镜子,拥有神奇而美妙的力量,能将男人的形象反射成自然尺寸的两倍大。若无此力量,地球或许仍是沼泽和丛林。我们所有战争的荣耀将不为人知。我们仍会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轮廓,用燧石交换羊皮或任何符合我们纯朴品味的简单饰物。超人和命运手指将永不存在。沙皇和凯撒将从未戴过皇冠或失去它们。无论镜子在文明社会中有何用途,它们对所有暴力与英雄行为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何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如此强调女性的低劣,因为如果她们不低劣,她们就会停止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性对男性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她们在批评下如何不安；她若说这本书糟糕,这幅画无力,或诸如此类,比起男性提出同样批评,会引起更多痛苦和愤怒。因为她若开始讲述真相,镜中形象便缩小；他在生活中挺立的身姿便萎缩了。若不能至少在早餐和晚餐时看到自己放大一倍的真实大小,他如何继续做出判断,教化土著,制定法律,撰写书籍,在宴会上盛装演讲？我如此反思,揉碎面包,搅拌咖啡,时而望向街上行人。镜中景象至关重要,因为它激发活力；刺激神经系统。夺走它,男人可能会死,就像瘾君子被剥夺可卡因。在那幻象的魔咒下,望着窗外,我想,人行道上半数人正阔步去工作。早晨在它宜人的光芒下戴上帽子和外套。他们开始一天时自信、振奋,相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受欢迎；走进房间时对自己说,我比这里一半人优越,正是如此,他们以那种自信、那种确信说话,这在公共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私人意识的边注上留下奇特痕迹。
但这些对另一性别心理学这一危险而迷人主题的贡献--我希望当您年有五百英镑收入时会去探究--被付账的必要所打断。账单共计五先令九便士。我给了侍者一张十先令纸币,他去给我找零。我的钱包里还有另一张十先令纸币；我注意到它,因为这事实仍令我惊叹--我的钱包能自动滋生十先令纸币的力量。我打开它,它们就在那里。社会给予我鸡肉和咖啡,床铺和住宿,以换取一定数量的纸片,这些纸片是一位姑姑留给我的,只因为我与她同名。
我必须告诉您,我的姑姑玛丽·贝顿,在孟买骑马外出透气时坠马身亡。我继承遗产的消息传来时,正值赋予女性选举权的法案通过之夜。一封律师信落入信箱,我打开它,发现她留给我每年五百英镑,永久有效。在这两者--选举权和金钱--之间,我承认,金钱似乎重要得多。在此之前,我靠向报纸讨零活谋生,报道驴展或婚礼；通过写信封、为老妇朗读、制作人造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字母赚取几英镑。这些是1918年之前女性可获得的主要职业。我恐怕无需详述工作的艰辛,因为您或许认识做过这些的女性；也无需描述赚取后生活的困难,因为您可能尝试过。但对我而言,比这两者更甚的折磨是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滋生的恐惧与苦涩的毒害。首先,总是做自己不愿做的工作,且像奴隶般去做,阿谀奉承,或许并非总是必要,但似乎必要,且赌注太大,不敢冒险；然后想到那份天赋--隐藏即是死亡--虽小但对拥有者珍贵,正随之消逝,连同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如锈蚀般啃噬春华,摧毁树心。然而,如我所说,我的姑姑去世了；每当我兑换一张十先令纸币,那锈蚀与腐蚀便磨去些许；恐惧与苦涩离去。确实,我想着,将银币滑入钱包,记住那些日子的苦涩,固定收入带来的性情变化着实显著。世上无力量能夺走我的五百英镑。食物、房屋和衣物永远属于我。因此,不仅努力与劳作停止,仇恨与苦涩也止息。我无需恨任何人；他无法伤害我。我无需奉承任何人；他无物可予我。于是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对人类另一半采取了新态度。责备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整体是荒谬的。大众从不为其行为负责。他们受本能驱使,这些本能不受他们控制。他们,那些族长、教授们,也有无尽的困难、可怕的缺陷要应对。他们的教育在某些方面与我的一样有缺陷。这在他们身上滋生了同样巨大的缺点。确实,他们有钱有权,但代价是在胸中怀有一只鹰,一只秃鹫,永远撕扯肝脏,啄食肺腑--占有的本能,获取的狂热,驱使他们永无止境地渴望他人的田地和财物；划定边界,树立旗帜；建造战舰和毒气；献出自己及子女的生命。走过海军拱门（我已抵达那纪念碑）,或任何其他布满战利品和大炮的大道,反思那里所颂扬的荣耀。或在春日阳光下,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进屋赚钱,赚更多钱,更多钱,而事实是,每年五百英镑就足以让人活在阳光下。这些是怀有的不愉快本能,我反思道。它们滋生于生活条件；源于文明的缺乏,我想着,望着剑桥公爵的雕像,尤其那三角帽上的羽毛,目光之专注前所未有。当我意识到这些缺陷时,恐惧与苦涩逐渐化为怜悯与宽容；然后一两年后,怜悯与宽容消失,最大的解脱到来,即自由地思考事物本身。例如,那栋建筑,我喜欢它吗？那幅画美吗？依我之见,那是本好书还是坏书？确实,我姑姑的遗产为我揭开了天空,取代了弥尔顿推荐我永远崇拜的那位绅士的宏伟形象,代之以一片开阔的天空。
如此思忖,如此遐想,我寻路回到河边的家。灯火渐亮,伦敦自晨间以来已发生难以言喻的变化。仿佛那台巨大的机器在终日劳作后,借我们之手制作了几码令人兴奋而美丽的东西--一幅闪着红眼的炽热织物,一头呼出热气的黄褐色巨兽咆哮着。甚至风也如旗帜般翻卷,抽打着房屋,摇动着围板。
然而,在我的小街上,家居生活占据主导。油漆工正从梯子下来；保姆小心地推着婴儿车进出,回到育儿室用茶点；运煤工将空麻袋叠放整齐；果蔬店老板娘戴着红手套清算一天的进账。但我全神贯注于您加诸我肩上的问题,以至于看到这些寻常景象,也不禁将其归于一中心。我思忖,如今要说这些职业中哪个更高尚、更必要,比一世纪前必定困难得多。做运煤工还是保姆更好？养育了八个孩子的清洁女工对世界的价值,是否低于赚了十万英镑的律师？问这些问题无用；因为无人能答。不仅清洁女工和律师的相对价值随年代起伏,我们甚至没有尺度来衡量当下的价值。我曾愚蠢地要求我的教授在其关于女性的论点中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即使能陈述任一天赋当下的价值,那些价值也会改变；百年之后,很可能已彻底改变。此外,我想着,走到自家门前,百年之后,女性将不再是受保护的性别。逻辑上,她们将参与一切曾被禁止的活动与辛劳。保姆将去运煤。女店员将开火车。所有基于女性受保护性别时观察到的事实所建立的假设都将消失--例如（此时一队士兵行经街道）,女性、牧师和园丁比其他人长寿。移除那保护,让她们暴露于同样的辛劳与活动,使她们成为士兵、水手、火车司机和码头工人,女性是否会比男性死得更早、更快,以至于人们会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女人”,就像过去说“我看到一架飞机”一样？当女性身份不再是一种受保护的职业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想着,打开门。但这一切与我的论文主题“女性与小说”有何关联？我问着,走进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