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four (第四章)

在十六世纪,要找到任何一位女性处于那种心境,显然绝无可能。只需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碑,上面刻着所有那些双手合十、跪地祈祷的孩童；再想想他们早夭的命运；去看看她们那些阴暗狭小的房间,便会明白,当时不可能有女性创作诗歌。人们或许会期待,稍晚些时候,某位贵妇会利用她相对的自由与安逸,以本名发表作品,甘冒被视作怪物的风险。男人嘛,自然不是势利眼,我继续思忖着,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丽贝卡·韦斯特小姐所谓的“猖獗的女权主义”；但他们大多会抱以同情,赞赏一位伯爵夫人作诗的努力。人们可以想见,一位有头衔的女士,会比当时默默无闻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获得远为巨大的鼓励。但人们也会想见,她的心灵会受到恐惧与憎恨这类外来情绪的侵扰,其诗作也必显露这种纷乱的痕迹。以温奇尔西夫人为例,我思忖着,取下了她的诗集。她生于一六六一年；出身与婚姻皆属显贵；她膝下无子；她写诗。而人们只消翻开她的诗作,便会发现她勃然爆发对女性地位的愤慨:

我们竟堕落如斯！被谬误的准则拖累沉沦,教育的愚弄更甚天性；心智的一切长进皆遭禁绝,愚钝反成期许与宿命；若有人欲振翅高飞,凌越众人,怀抱更炽热的奇思与雄心,反对的势力仍如此猖獗,兴旺的希冀永难压过惊惧。

显然,她的心智远未“焚尽一切杂质,达到白热化的境地”。恰恰相反,它正被憎恨与怨愤所困扰和撕扯。人类在她眼中分裂为两派。男人是“反对势力”；男人遭到憎恨与畏惧,因为他们手握权柄,可以阻挠她去做渴望之事--那便是写作。

唉！一个女人若敢提笔,便被目为狂妄之徒,其过无法以任何美德弥补。他们训诫我们错认了性别与道路；礼仪、时尚、舞蹈、装扮、嬉戏,才是我们应求的才艺；写作、阅读、思索或探询,只会蒙蔽我们的美貌,耗尽我们的光阴,中断我们青春年华的征服,而那奴役家室的沉闷操持,反被某些人奉为我们至高的艺术与用途。

诚然,她不得不通过假想所写之物永不会面世,来鼓励自己动笔；借哀伤的吟唱以自遣:且向三两知己,且向你的愁绪吟唱,因你本非为月桂之林而生；但愿你树荫幽深,便在那其中安然栖身。

然而,显然,倘若她能释放心灵,摆脱憎恨与恐惧,不为苦毒与怨愤所累,她内心的火焰本是炽热的。间或,纯粹的诗句迸发而出:不再以褪色的丝绸描摹,那无可仿效的玫瑰亦黯然--它们理应受到默里先生的赞誉；而另一些诗句,据信也被蒲柏铭记并化用:如今黄水仙便制服了孱弱的心神；我们醉倒在这馥郁的折磨之下。

万分可惜的是,一位能如此写作、心灵契合自然与沉思的女性,竟被迫陷入愤怒与苦楚。但她又能如何自持？我问道,想象着那些讥笑与嘲讽,谄媚者的阿谀,职业诗人的狐疑。她想必曾将自己关在乡间的房间里写作,尽管丈夫极为仁慈,婚姻生活堪称完美,她或许仍被苦涩与顾虑生生撕裂。我之所以用“想必”,是因为当人们试图探寻温奇尔西夫人的事迹时,会发现一如往常,关于她几乎一无所知。她饱受忧郁症折磨,当我们发现她告诉我们,在忧郁的钳制下,她会如何想象时,我们至少能部分解释此点:我的诗行遭贬抑,我的志业被视为无用的愚行或狂妄的过失；而那被如此苛责的志业,据我们所能知,不过是在田野间漫步遐思这等无害之事:我的手乐于描摹不寻常之物,偏离那已知与寻常的路径,不再以褪色的丝绸描摹,那无可仿效的玫瑰亦黯然。

自然,若那是她的习惯与乐趣,她便只能预期被嘲笑；因此,据说蒲柏或盖伊曾讽刺她“为一位有涂鸦癖的女学究”。此外,据信她因嘲笑盖伊而开罪于他。她说他的《琐事》表明“他更适合走在轿子前头开道,而非坐在轿子里头”。但这全是“可疑的闲谈”,而且,默里先生说,也“乏味得很”。

但在此我与他意见相左,因为我甚至愿闻更多可疑的闲谈,以便我能发现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女士的些许形象,她爱在田野间漫游,思索不寻常之事,并如此轻率、如此不智地蔑视“那奴役家室的沉闷操持”。但她变得散漫冗长了,默里先生说。她的天赋周遭长满杂草,被荆棘缠绕束缚。它无从展现其本为卓越天赋的样貌。于是,我将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向另一位贵妇,那位兰姆所钟爱的、疯癫怪诞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她年长些,却是同时代人。她们截然不同,但相似之处在于皆出身高贵且无子嗣,且皆嫁予最善的丈夫。两人内心燃烧着同样的诗歌激情,且皆因相同的社会历史根源而损形失色。翻开公爵夫人的作品,人们发现同样的怒潮迸发:“女人活得如蝙蝠或猫头鹰,劳碌如野兽,死如虫豸……”玛格丽特本也可成为诗人；在我们这个时代,那般活力本可驱动某种事业的齿轮。然而在当时,有何能束缚、驯化那狂野、慷慨、未受教化的才智,使其能为人类所用？它便胡乱地倾泻出来,汇成韵文、散文、诗歌、哲学的滚滚洪流,最终都凝结在一册册无人问津的四开本、对开本里。她本该手执一具显微镜。她本该被教导观测星辰并进行科学推理。她的才智因孤独与放任而变得怪诞。无人约束她。无人教导她。教授们对她阿谀奉承。在宫廷里,人们则对她冷嘲热讽。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曾抱怨她的粗俗--“竟出自一位在宫廷长大、身份高贵的女性”。她将自己幽闭在韦尔贝克,孑然一身。

想起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何等孤独与狂乱的景象便浮现脑海！仿佛一根巨大的黄瓜蔓延开来,覆盖了园中所有的玫瑰与康乃馨,并将它们扼杀。多么可叹,这位写下“教养最佳的妇女是那些心灵最为文明者”的女人,竟虚掷光阴涂鸦胡言,并愈陷愈深于晦涩与愚行,直至她出行时,人群围拢她的马车张望。显然,这位疯癫的公爵夫人,成了用来吓唬聪明姑娘的鬼怪。这里,我记得,收起公爵夫人的书,翻开多萝西·奥斯本的信札,是多萝西写给坦普尔,谈及公爵夫人的新书。“那可怜的女人定是有点神志不清了,否则她断不会如此荒唐,竟敢写书,还用的是诗体；我就算半个月不睡,也做不出这等事来。”

因此,既然没有理性且端庄的女性会去写书,多萝西--这位敏感忧郁、性情与公爵夫人截然相反的女子--便什么也没写。书信不算在内。一个女人坐在父亲病榻旁时可以写信。她能在炉火边写信,而男人们交谈时亦不会被打扰。奇怪的是,我翻阅着多萝西的信札想道,这位未受正规教育、惯于独处的姑娘,在构建句子、营造场景方面,竟有如此天赋。听她娓娓道来:“晚餐后我们坐着闲聊,直到B先生成为话题,我便溜走。白日的暑热在阅读或针线活中消磨,大约六七点钟,我漫步至屋旁的一片公地,那里有许多年轻姑娘放牧牛羊,坐在树荫下唱着歌谣；我走向她们,将她们的嗓音与美貌同我读过的古代牧羊女相比,发现天差地别,但相信我,我觉得这些姑娘与那些传说中的人物一样纯真。我与她们交谈,发现她们一无所缺,足以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唯独不知自己已然如此幸福。通常在我们谈兴正浓时,一位姑娘环顾四周,瞥见她的牛走进了庄稼地,于是她们全都飞奔而去,仿佛脚底生翼。我不那么敏捷,落在后面,当我看见她们赶着牲口回家,便觉得自己也该回去了。用过晚餐,我走进花园,来到一条小河边坐下,愿你此刻在我身旁……”

人们简直可以断言,她拥有成为作家的潜质。但“我就算半个月不睡,也做不出这等事来”--当人们发现,即使一位极具写作天赋的女性,也迫使自己相信写书是荒唐之举,甚至是心神错乱的表现,便能估量当时弥漫于空气中、对女性写作的反对之声是何等强劲。于是我们来到,我继续思忖,将多萝西·奥斯本那本薄薄的信札放回书架,转向贝恩夫人。

与贝恩夫人一同,我们在这条路上转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弯。我们将那些孤独的贵妇人留在身后,她们闭锁于庄园中,置身对开本间,写作没有读者亦无批评,仅为自娱。我们来到城镇,在街上与普通人摩肩接踵。贝恩夫人是一位中产阶级女性,具备幽默、活力与勇气等平民美德；一位因丈夫去世及自身某些不幸遭遇而被迫靠才智谋生的女性。她必须与男性平等地工作。她通过辛勤劳作,挣得足以维生的收入。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超越了她实际所写的任何作品,即便是那精彩的《我曾造就千百殉道者》或《爱在奇异的胜利中端坐》,因为自此,心灵的自由肇始了,或更确切地说,心灵终将得以自由书写所喜之事,成为了可能。既然阿芙拉·贝恩做到了,女孩们便可对父母说,你们无需给我津贴；我能以笔谋生。当然,此后多年间的回答都会是:是啊,像阿芙拉·贝恩那样生活！还不如死了好！而那扇门只会关得更快。那个极为深刻的主题--男性施加于女性贞洁之上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观对女性教育所产生的桎梏--在此自然浮现,可供探讨；若有格顿学院或纽纳姆学院的学生愿深入探究此事,或许能写出一部有趣的著作。达德利夫人,身佩钻石,坐在苏格兰荒野的蠓虫之中,或可作其扉页插图。达德利夫人日前去世时,《泰晤士报》写道,达德利勋爵“一位品味高雅、多才多艺的男士,为人仁慈慷慨,但性情古怪专横。他坚持要求妻子身着盛装,即便在高地最偏远的猎屋亦然；他以华美珠宝装扮她”,如此等等,“他给予她一切--唯独不包括任何程度的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她照料他,并从此以无与伦比的能力掌管其庄园。那种古怪的专制,在十九世纪同样存在。

但言归正传。阿芙拉·贝恩证明了写作可以赚钱,或许要以牺牲某些令人愉悦的特质为代价；于是逐渐地,写作不再仅仅是愚蠢和心神纷乱的标志,而是具备了实际的重要性。丈夫可能去世,或家庭可能突遭横祸。随着十八世纪向前推进,成百上千的女性开始通过翻译或撰写无数劣质小说,来补充零用钱或救助家庭；那些小说甚至在教科书中都已无记载,却能在查令十字路的四便士书箱里偶然觅得。十八世纪后期女性中展现出的那种极度活跃的心智--交谈、聚会、撰写论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古典著作--其根基在于一个坚实的事实:女性可以靠写作赚钱。金钱能使本属轻浮之事变得庄重,倘若那事本是无偿的。人们或许仍可讥笑“有涂鸦癖的女学究”,但无法否认她们能将钱装入自己的钱袋。因此,十八世纪末叶发生了一场变化,倘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会更为详尽地描述它,并认为它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为重要。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因为倘若《傲慢与偏见》是重要的,《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是重要的,那么女性普遍开始写作--而不仅仅是那些孤独的贵族女性,闭锁于乡间宅邸,置身对开本与谄媚者之间--这一事实,其重要性远非我一小时的演讲所能完全阐明。没有那些先驱,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以及乔治·艾略特便无法写作,正如莎士比亚无马洛则无法写作,或马洛无乔叟,或乔叟无那些被遗忘的、曾铺平道路并驯化了语言天然野性的诗人。因为杰作并非孤立的产物；它们是多年共同思考的结晶,是整个群体思维的成果,因而那单独的嗓音背后,是集体的经验在支撑。简·奥斯汀本该在范妮·伯尼的墓前献上花圈,乔治·艾略特本该向伊莱扎·卡特那健硕的英灵致敬--那位勇敢的老妇人,她在床架上系铃以便早起学习希腊文。所有女性应当一同在阿芙拉·贝恩的墓上撒下鲜花--她的坟墓极不体面却颇含深意地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因为正是她为她们赢得了畅所欲言的权利。正是她--尽管她声名暧昧、情欲炽烈--使得我今晚对你们说出“靠才智年入五百镑”这句话,并非全然痴人说梦。

至此,我们已抵达十九世纪初叶。在此,我首次发现数个书架完全陈列着女性的著作。但为何,我目光扫过它们时不禁自问,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全是小说？最初的冲动本是朝向诗歌的。“歌之至尊”是位女诗人。无论在法国还是英国,女诗人都先于女小说家出现。此外,看着那四个著名的名字,我想,乔治·艾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同之处？夏洛蒂·勃朗特岂非完全未能理解简·奥斯汀？除了一个可能相关的事实--她们中无一人育有子女--四个更不协调的人物简直无法同处一室,以至于令人不禁想为她们虚构一次会面与对话。然而,某种奇异的力量,却迫使她们在写作时,全都去写小说。这是否与出身中产阶级有关？我问道；是否与这一事实有关--稍后的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将鲜明地揭示--十九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全家只有一个共用的起居室？女性若要写作,就不得不在公共起居室里写。而且,正如南丁格尔小姐曾激烈抱怨的那样--“女人从未有半小时……可称之为完全属于自己的”--她总是被打扰。尽管如此,在那里写散文和小说,仍比写诗歌或戏剧要容易些。所需的专注度较低。简·奥斯汀便是如此写作,直至生命尽头。“她如何能完成这一切,”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令人惊异,因为她并无单独的书房可资退隐,大部分工作想必是在公共起居室完成,免不了各种偶然的打扰。她小心谨慎,不让仆人或访客,或任何家庭圈子以外的人,察觉她的工作。”简·奥斯汀藏起手稿,或用一张吸墨纸遮盖。再者,十九世纪初女性所能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无非是观察性格、分析情感的训练。数百年来,公共起居室的氛围一直在熏陶、塑造着她们的敏感。人们的感情印刻于她们；人际关系总在她们眼前展现。因此,当中产阶级女性提笔写作时,她们自然而然地去写小说,尽管显而易见,此处提及的四位著名女性中,有两位天性本非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应创作诗剧；乔治·艾略特那丰沛的心灵,本应在创作冲动耗尽后,将其满溢的才华倾注于历史或传记。然而她们写了小说；人们甚至可进一步说,我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时说道,她们写出了优秀的小说。毫不自夸,亦不给异性带来不快,人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无论如何,若被人撞见正在写作《傲慢与偏见》,人们不会感到羞耻。然而简·奥斯汀却因门铰吱呀作响而庆幸,以便在有人进来前藏起手稿。对简·奥斯汀而言,写作《傲慢与偏见》似乎有某种不光彩之处。我思忖着,倘若简·奥斯汀未曾觉得有必要向来访者隐藏手稿,《傲慢与偏见》会成为一部更好的小说吗？我读了一两页以作考察；但我找不出任何迹象表明她的处境对她的作品有丝毫损害。这,或许正是其主要的奇迹所在。这里是一位约一八零零年的女性,写作时无憎恨、无苦毒、无恐惧、无抗议、无说教。我想,看着《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那正是莎士比亚的写法；当人们比较莎士比亚与简·奥斯汀时,他们可能意指两人的心智皆已焚尽一切阻碍；正因如此,我们并不认识简·奥斯汀,我们也不认识莎士比亚；也正因如此,简·奥斯汀渗透于她所写的每一字句,莎士比亚亦然。倘若简·奥斯汀因其处境而有所缺憾,那便是强加于她的生活范围之狭隘。一位女性不可能独自外出。她从不旅行；也从未乘公共马车穿过伦敦,或独自在店里吃一顿午饭。但或许,不欲求其所无,正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天赋与她的环境完全相契。但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如此,我说着,翻开《简·爱》并将其置于《傲慢与偏见》旁。

我翻开第十二章,目光被这句话吸引:“任何人若乐意,尽可责备我”。他们在责备夏洛蒂·勃朗特什么呢？我不禁猜想。我读到简·爱如何在费尔法克斯太太制作果冻时走上屋顶,眺望田野远方的景致。然后她渴望--正为此他们责备她--“那时我渴望一种超越那界限的视力；它能触及那繁忙的世界、城镇、充满生机的区域,那些我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地方:那时我渴望获得比我所拥有的更丰富的实际经验；渴望比此处所能提供的更多与同类的交往、更多对不同性格的熟识。我珍视费尔法克斯太太身上的优点,以及阿黛勒身上的优点；但我相信存在着其他更为鲜活生动的良善,而我信仰的,我渴望亲眼目睹。” “谁责备我？无疑大有人在,我将被称为不知足。我情不自禁:不安是我的天性；它有时搅得我痛苦难当……” “侈谈人类应当满足于宁静是徒劳的:他们必须有行动；倘若找不到,他们便会去创造。千百万人被判受着比我更沉寂的厄运,千百万人正默默地反抗着他们的命运。无人知晓,芸芸众生之中,酝酿着多少反叛。一般认为女性总是非常平静的:但女性的感受与男性一般无二；她们需要施展才能,需要努力的天地,正如她们的兄弟一样；她们因过于严苛的约束、过于绝对的停滞而痛苦,正如男性也会痛苦一般；而那些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声称她们应当局限于制作布丁、编织袜子、弹奏钢琴、刺绣口袋,这实在是心胸狭隘。倘若她们试图做得更多、学得更多,超出了习俗宣称为其性别所必需的范围,便去责备或嘲笑她们,这实在是不近人情。” “当我如此独处时,时常听见格雷斯·普尔的笑声……”

这是个突兀的转折,我想。突然冒出格雷斯·普尔,令人不安。行文的连贯性被打断了。人们可以说,我继续道,将书置于《傲慢与偏见》旁,写这些篇章的女性,其天才胜过简·奥斯汀；但若人们重读它们,并留意到其中的顿挫、那种愤慨,便会发现她的天才永远无法完整而彻底地表达出来。她的书将变得畸形扭曲。她本应平静书写之处,却会在愤怒中下笔。她本应明智书写之处,却会显得愚蠢。她本应刻画其人物之处,却会写她自己。她在与自己的命运作战。她的生命被压抑,才华被挫败,又怎能不早早凋零？

人们不禁会短暂遐想,倘若夏洛蒂·勃朗特拥有,比方说,三百镑的年金--但这愚蠢的女人竟将小说版权一次性卖了一千五百镑；倘若她以某种方式,对那繁忙的世界、城镇与充满生机的区域有更多的了解；拥有更丰富的实际经验,更多的与同类的交往,以及对各色性格的熟识。在这些话中,她不仅精确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缺陷,也指出了当时她所属性别的普遍缺陷。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倘若她的天才未耗费于远眺田野的孤独幻象；倘若经验、交往与旅行曾赐予她,她的天才将获益何其巨大。但它们未被赐予；它们被剥夺了；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所有那些优秀的小说--《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皆出自女性之手,而她们的生活经验,不过能进入一位体面牧师的家门；并且,是在那体面家庭的公共起居室里写成,由如此贫穷的女性写成,她们一次只能买得起几刀纸,用来书写《呼啸山庄》或《简·爱》。其中一位,诚然,乔治·艾略特,历经磨难后得以逃脱,但也只是逃至圣约翰伍德一处僻静的别墅。她在世人不以为然的阴影中安顿下来。“我希望人们明白,”她写道,“我绝不会邀请任何未主动要求来访的人”；因为她岂非正与一位有妇之夫罪恶同居,而她的模样岂不会损害史密斯太太或任何恰巧来访者的贞洁？人们必须顺从社会习俗,从而“与所谓的世界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另一端,一位年轻男子正自由地与这位吉普赛女郎或那位贵妇同居；奔赴战场；毫无阻碍、未经审查地汲取人生百态的经验,这些经验日后在他写作时辉煌地服务于他。我想,倘若托尔斯泰隐居在普赖尔里,与一位已婚女士“与所谓的世界隔绝”,无论其道德教训多么富有教益,他也几乎不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

但或许我们可以稍深入一步,探讨小说写作以及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倘若人们闭目凝思,将小说视为一个整体,它似乎是一种创造物,与生活有着某种镜中影像般的相似,尽管当然伴随着无数的简化与变形。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在心灵之眼留下形状的结构,时而建为方形,时而如宝塔状,时而伸出翼楼与拱廊,时而坚实紧凑、穹顶高耸,犹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形状,我回想某些著名小说时思忖,在内心唤起一种与之相宜的情感。但那情感立刻与其他情感交融,因为那“形状”并非由石与石的关系构成,而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因此,一部小说在我们内心激起种种相互敌对、相互对立的情感。生活与某种非生活之物发生冲突。故而,就小说达成共识是如此困难,而我们私人的偏见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又是如此巨大。一方面,我们感觉你--主人公约翰--必须活着,否则我将陷入绝望的深渊。另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唉,约翰,你必须死去,因为这本书的形态要求如此。生活与非生活之物冲突。那么,既然它部分是生活,我们便依据生活的准则来评判它。詹姆斯是我最厌恶的那种人,有人会说。或者,这简直是一派荒谬的杂烩。我自己绝不会有那种感受。显然,回想任何著名小说,其整体结构都无限复杂,因为它正是由如此多不同的判断、如此多不同种类的情感构筑而成。奇迹在于,任何如此构成的书,竟能维持一两年以上而不散架,或对英国读者的意义,竟可能与对俄国或中国读者的意义相通。但它们偶尔确实非常显著地凝聚不散。而在这些罕见的、得以存世的实例中（我正想着《战争与和平》）,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某种我们称之为“完整性”的东西,尽管它与付清账单或在紧急关头行为高尚毫无关系。就小说家而言,我们所说的“完整性”,指的是他给予人们的那种确信:这便是真相。是的,人们感到,我从未想过事情竟会如此；我从未知晓人们会那样行事。但你已经说服了我,事实正是如此,事情正是这般发生。人们阅读时,将每一短语、每一场景置于光下检验--因为大自然似乎,非常古怪地,赋予了我们一种内在之光,用以判断小说家是完整抑或破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自然在其最非理性的情绪中,以隐形墨水在我们心灵的墙壁上,勾勒了一幅预感的草图,而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印证了它；这幅草图只需经天才之火一照,便会显现出来。当人们如此将其暴露,并看见它鲜活起来时,会狂喜地呼喊:但这正是我一直感受、一直知晓、一直渴望的啊！于是人们激动得沸腾起来,甚至带着一种崇敬合上书,仿佛它是某种无比珍贵之物,一件可以终生倚赖、时时回望的珍宝,我将它放回书架,我说着,取回《战争与和平》放归原处。反之,倘若人们摘取并检验的这些可怜句子,先以其鲜明的色彩与大胆的姿态,激起快速而热切的回应,但随即停滞:某种东西似乎阻碍了它们的发展；或者,倘若它们仅在角落里显露淡淡的涂鸦,那里有一处污渍,而无任何事物显得完整而全然,那么人们便会失望地长叹一声,说道:又是一次失败。这部小说在某个地方崩坏了。

当然,大多数小说确实在某个地方崩坏了。想象力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蹒跚。洞察力变得混乱；它不再能区分真伪；它不再有力量继续那每时每刻都需要运用众多不同才能的庞大劳作。但所有这些,会如何受到小说家性别的影响呢？我疑惑着,看着《简·爱》和其他作品。她的性别事实,会以任何方式干扰一位女小说家的完整性吗--那完整性,我视之为作家的脊梁？现在,在我从《简·爱》中引用的段落里,显然,愤怒正在损害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小说家的完整性。她离开了本应全情投入的故事,转而去关注某些个人的怨愤。她记得自己被剥夺了应得的经验--她本渴望自由漫游世界,却被困在牧师住宅里编织袜子。她的想象力因愤慨而偏离了轨道,我们能感觉到这种偏离。但还有比愤怒更多的影响,在拉扯她的想象力,使其偏离正途。例如,无知。罗切斯特的肖像是在黑暗中绘制的。我们能感觉到其中恐惧的影响；正如我们不断感觉到一种酸涩,那是压迫的结果,一种埋藏的痛苦在她激情之下闷燃,一种怨毒使那些书--尽管它们本身辉煌--因一阵痛苦而抽搐收缩。

既然小说与现实生活有此对应,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便是现实生活的价值。但显然,女性的价值常常与另一性别所创造的价值不同；这自然是情理之中。然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男性价值。粗略而言,足球和运动是“重要的”；崇拜时尚、购买衣物是“琐碎的”。而这些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从生活转移到小说中。评论家假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涉及战争。这是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因为它涉及客厅里女性的情感。战场上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无处不在,且以更为微妙的方式,价值的差异持续存在着。因此,十九世纪初小说的整个结构,倘若出自女性之手,便是由一颗稍被拉离正轨的心灵构建而成,这颗心灵被迫改变其清晰的视野,以遵从外部的权威。人们只需略读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听听它们写作的腔调,便能猜出作者正在应对批评；她这样说以示挑衅,或那样说以示安抚。她要么承认自己“只是个女人”,要么抗议自己“和男人一样好”。她依其性情应对批评,或顺从胆怯,或愤怒强调。无论哪种方式都无关紧要；她所想的并非事物本身。于是,她的书便砸落在我们头上。它的中心存在一处瑕疵。我想起所有散落在伦敦二手书店的女性小说,犹如果园中布满麻点的小苹果。正是中心的瑕疵腐蚀了它们。她为遵从他人意见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然而,要让她们不向左或向右摇摆,又是何等不可能。面对所有那些批评,身处那个纯粹的父权社会之中,要坚持她们亲眼所见的事物而不退缩,需要何等天才、何等完整的品性。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做到了。这为她们的成就再添荣光,或许是最耀眼的一笔。她们如女性般写作,而非如男性般写作。在所有那时写作小说的成千上万女性中,唯有她们完全无视了那位永恒说教者无休无止的训诫--写这个,想那个。唯有她们对那持续不断的声音充耳不闻,那声音时而抱怨,时而屈尊俯就,时而专横跋扈,时而痛心疾首,时而震惊不已,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慈祥备至,那声音无法放过女性,必须纠缠她们,就像某位过分尽责的女家庭教师,告诫她们,一如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要举止高雅；甚至将性别批评也拖入了诗歌批评之中；劝诫她们,倘若她们想表现良好并赢得--我猜想是--某种光鲜的奖品,就必须保持在某位绅士认为合适的界限之内--“……女性小说家只应通过勇敢承认其性别的局限来追求卓越。” 这真是言简意赅,而当我告诉你们--或许令你们惊讶--这句话并非写于一九二八年八月,而是写于一八二八年八月时,我想你们会同意,无论它如今在我们看来多么令人莞尔,它代表了一大批观点--我并不打算搅动那些古老的死水；我只取机缘漂至我脚边之物--那在一个世纪前远为强有力、远为喧嚣的观点。在一八二八年,需要一位意志极为坚韧的年轻女子,才能对所有的冷遇、斥责乃至以奖赏为名的诱饵统统置之不理。一个人必须有点火气,才能对自己说:哦,但他们总不能连文学也收买了吧。文学向所有人敞开。我拒绝允许你,尽管你是校役,将我赶离这片草地。你若喜欢,尽可锁上你的图书馆；但没有任何门扉、没有任何锁、没有任何门闩,能够禁锢我心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