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wenty-four (第二十四章)

圣诞节前不久,德克·斯特罗夫来邀我共度佳节。他对这个日子怀有一种特有的感伤,一心想和朋友们一起,以适当的仪式来度过。我俩都有两三个星期没见着斯特里克兰了--我忙着招待来巴黎小住的朋友,斯特罗夫则是因为跟他吵得比以往都凶,打定主意不再往来。斯特里克兰这人简直没法相处,他发誓再也不跟他说话了。可时节的温情触动了他,他想到斯特里克兰要独自过圣诞,心里就难受；他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对方身上,无法忍受在这本该友爱欢聚的时刻,任由这位孤独的画家沉溺于忧伤。斯特罗夫在画室里摆了棵圣诞树,我就料想我们俩准会在那些喜庆的枝条上发现一些傻气的小礼物；但他羞于再去见斯特里克兰；如此轻易地原谅那般侮辱,未免有失颜面；而他既已决心与对方和解,便希望我能在场做个见证。

我们一同沿着克利希大道走去,但斯特里克兰不在咖啡馆里。外头太冷,不宜久坐,我们便在里头的皮长椅上落了座。室内又热又闷,空气因烟雾而灰蒙蒙的。斯特里克兰没有来,但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那位偶尔和他下棋的法国画家。我跟他不过点头之交,他在我们桌旁坐下。斯特罗夫问他是否见过斯特里克兰。

“他病了,”他说。“你们不知道吗？”

“严重吗？”

“听说是非常严重。”

斯特罗夫的脸色变得煞白。

“他怎么不写信告诉我？我真是蠢透了,竟然跟他吵架。我们得立刻去找他。他肯定没人照顾。他住在哪里？”

“我不清楚,”法国人说。

我们发现我们谁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斯特罗夫越来越焦灼不安。

“他可能会死掉,而谁都不会知道。这太可怕了。我受不了这念头。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试图让斯特罗夫明白,在巴黎瞎找一气是荒谬的。我们必须先想个法子。

“是啊；可就在这当口,他可能正奄奄一息呢,等我们赶到,也许什么都来不及了。”

“安静坐着,让我们想想,”我不耐烦地说。

我只知道比利时人酒店这一个地址,可斯特里克兰早就离开那儿了,那儿的人不会记得他。以他那套古怪的、对行踪保密的做派,搬走时也未必会透露去向。况且,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搬远。如果他离开酒店后还常去同一家咖啡馆,大概只是因为那儿最方便。我突然想起,他曾通过常去买面包的面包师接到一幅肖像画的委托,我灵机一动,或许那儿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找来一本电话簿,查找面包店。附近有五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挨家去问。斯特罗夫不情愿地跟着我。他自己的计划是跑遍从克利希大道岔出去的每条街,挨家挨户打听斯特里克兰是否住在那里。结果,还是我那个毫不起眼的主意奏了效,因为在问到的第二家店里,柜台后的女人承认认识他。她说不准他具体住哪儿,但就在街对面的三栋房子之一。运气眷顾我们,问的第一栋楼里,看门人就告诉我们去顶层找他。

“听说他病了,”斯特罗夫说。

“可能吧,”看门人漠不关心地答道。“确实,我好几天没见他了。”

斯特罗夫抢在我前头跑上了楼梯。等我到了顶层,只见他正跟一个只穿衬衫的工人说话,那人打开了斯特罗夫刚才敲过的那扇门。他指了指另一扇门。他相信住在那儿的是个画家。他有一个星期没见着他了。斯特罗夫作势要去敲门,却又转向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看得出他吓得六神无主。

“万一他死了呢？”

“不会的,”我说。

我敲了门。没有回应。我试了试门把手,发现没锁。我走了进去,斯特罗夫跟在我后面。屋里一片漆黑。我只能看出这是个带斜顶的阁楼；从天窗透进一丝微光,仅仅比周遭的黑暗略淡一点。

“斯特里克兰,”我喊道。

没有回应。这情形着实有些神秘,我觉得站在我身后的斯特罗夫吓得两腿直打哆嗦。我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刻划亮火柴。我隐约看见屋角有张床,不知光亮是否会照出一具躺在那儿的尸体。

“你难道没带火柴吗,蠢货？”

斯特里克兰的声音从黑暗中刺耳地传来,吓了我一跳。

斯特罗夫叫出了声。

“噢,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划了根火柴,四下里找蜡烛。我飞快地瞥了一眼这间狭小的屋子,半是房间,半是画室,里头只有一张床、几幅面朝墙的画布、一个画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地上没铺地毯。也没有壁炉。桌子上挤挤挨挨地堆着颜料、调色刀和各种杂物,尽头立着个蜡烛头。我把它点亮了。斯特里克兰躺在床上,很不舒服,因为床对他来说太小了,他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取暖。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发高烧。斯特罗夫声音因激动而嘶哑,走到他跟前。

“噢,我可怜的朋友,你这是怎么啦？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病了。怎么不告诉我呢？你该清楚,为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你还在想我说过的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不对。我真是个蠢货,居然还跟你生气。”

“滚开,”斯特里克兰说。

“好了,讲点道理。让我给你弄得舒服点。难道没人照顾你吗？”

他惊慌地环视着这肮脏的阁楼,想帮他把床铺整理好。斯特里克兰费力地喘着气,愠怒地沉默着。他怨恨地瞥了我一眼。我静静地站着,看着他。

“要是你们真想为我做点什么,就去给我弄点牛奶来,”他终于说道。“我已经两天出不了门了。”床边有个空奶瓶,还有一张报纸,包着点面包屑。

“你这些天都吃什么了？”我问。

“什么都没吃。”

“多久了？”斯特罗夫叫道。“你是说你两天没吃没喝了？这太可怕了。”

“我喝了水。”

他的目光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大罐子上停留了片刻。

“我这就去,”斯特罗夫说。“你还想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吗？”

我建议他再买个体温计,带些葡萄和面包回来。斯特罗夫很高兴能派上用场,噔噔噔跑下楼去了。

“这个该死的蠢货,”斯特里克兰咕哝道。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脉搏又快又弱。我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但他不肯回答；我一再追问,他便烦躁地把脸转向墙壁。唯一的办法就是安静地等着。十分钟后,斯特罗夫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除了我提议的东西,他还带来了蜡烛、肉汁和一只酒精灯。他是个讲求实际的小个子,二话不说就动手做起牛奶面包来。我给斯特里克兰量了体温。是一百零四华氏度。他显然病得很重。